●郭园

李越最新诗集《良夜晚归》，由三卷短诗和一卷长诗组成。一页页翻过，一行行浏览，不论是“感遇”还是“捕风”，“晚唱”又或“藏经”，都可视为诗人对自己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的捡拾梳理、品味咂摸，由此达成自身与自我内心、外部世界的握手和解、平衡和谐。从这本诗集开始，李越的写作进入了开阔而又宏大的生命境界，他既从外部世界的细微中捕捉生活的诗意，也从岁月的平凡里网罗生命的智性。他的开阔不是简单的浩瀚辽远，而是紧紧依托着厚重土地、现实生活、自然世界以及漫长时光的个体性成长、蜕变与跃迁。

按照李越的说法，只有呈现人类本真存在的精神产物才是诗歌，诗集《良夜晚归》无疑很好地呈现出了这一点。随手翻开诗集当中的作品，《捕风》《雨云间》《晚景》呈现出对个体生命的悲悯观照，对生命本体性的溯源；《感遇》《蜜露滴落的夏日街头》则是面对自然场景时的遐想和深思；《良夜晚归》《神秘的夜》从日常中打捞起生活的温暖与热望；《入夜》《深夜的钟》从周边环境和场景着手，在虚实交织之间体认着自我，绵延伸展着微妙的情感。这是诗人思想意识的显现，是他的精神生产。那么，从他的这些精神产物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俨然，诗人笔下的捕风者或许就是万千劳动者的缩影，他一个人的良夜也指向万千大众的欢喜悲戚、辛酸苦辣，倒映出千百个家庭的灯盏与守候。那“晚景”是花草树木、鸟兽鱼虫循环代谢的规律，更是万类物象所共同拥有的从始至终的呼吸开合、节奏律动。当诗人以个体走向世界，从现实场景中迈步而出，他既是在书写自我，也是在书写生活和世界。在书写三者的同时，达成精神生产与本真存在的耦合复现，完成了诗歌对于生命本体的塑形，生命对于诗歌本体的赋形、赋能与赋灵。在生命与诗歌的交织交汇交互中，递归着对生活的指引，形成了生命个体之“我”与普遍的“人”的相呼相应。

“唯有枯树陪伴着村庄/饱受风霜，以萧疏的姿态/枯守着最后的一抹暮色//村庄沉寂，凑集为一团/以古老的意味坚守着自己/在衰老中，越发回归大地”（《暮色村庄》）。这是关于故乡的回望，也是精神的起源萌发之地。当村庄枯守着一抹暮色，在衰老和寂静中回归大地，那暮色和衰老的村庄便也形成生命的比照对应。在精神的生产、再生和生活的沉寂与喧闹中，聚合着村庄与生命场域的相似性指向。在故乡游子、故土孩子的远离或贴靠中，村庄经历着属于自我的风华与沧桑，锻打着坚毅，在向着大地的融入中一次次升华出生命的可贵。大地是所有生命衍生的基础，李越说：“诗歌如果是精神生活的指引，就要去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并且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是关于故乡、生命和土地的问题。土地以其宽广和博大承载着一切事物，必然也包含故乡这个生活地域；故乡是生命起源和出发的地方，是个体生命的母体，也是其出走和奋飞的平台。他笔下的故乡具有唯一性，成为其独属的心灵栖居地和精神归属地。就在诗人书写和寻找故乡的那一刻，也在情感的共同指向中，在个体之“我”与群体之“人”的相互勾连中，在对诗之生活的洞察和生活之诗的体认中，完成了精神生产与本真存在的互指互认，实现了真正的诗歌书写、精神观照以及对生命多样性的把握。

语言只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只有当它反映出人类“本真地存在”之后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歌。由此，人类“本真地存在”在李越这里成为书写的核心和主要方向。不论是生活指引，还是精神生产，它们共同的指向或者说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呈现出人类“本真地存在”，呈现出个体之内、特殊之上的普遍与完整。正如他的长诗《藏经》，在书写赵行德的故事之外，诗人想要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梳理达成对时代、社会和生活的洞悉，借藏纳经书的故事完成对历史遗迹、世态人情以及风俗文化的深情凝望、珍视典藏。这首长诗的创作基于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敦煌》，从另一重维度来说，这是诗人面对精神文化的精神再生产，是他寻觅和呈现人类本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在面对他者文化样态和他类文学形式时，诗人运用熟悉的体例，融合自我思考，在文字的闪转腾挪间，凿刻下精神的相似性，开掘着个体本真存在的偶然和必然。

综览李越的这些诗歌作品，不论是对生命个体的探看，对当下生活的摄取留影，还是对个体生命的审视观照，又或是面对自然情状、形态的思考，都成为他精神生产的背景和帷幕，李越以对生活的虔诚贴靠和真诚领悟达成了自我相对于生活、时光、大众的本真存在，完成了个体之“我”对于世界集体的生活性指引、精神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