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济

积善余庆这个成语来自《周易》，而且出现的位置很靠前，在六十四卦中属于第二卦“坤”，可见其重要程度。

在古代众多家训著作中，有一位先贤将积善余庆作为重点内容，写到了他所著的书中，用以训诫子孙多做善事，造福他人。而他本人，也是深受积善余庆之家风的影响，将行善当作了人生的事业。

这位先贤名叫袁黄，他还有一个名字——袁了凡。在海外华人界，袁了凡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他那本名为《了凡四训》的家训书，至今仍是海外许多华人家庭教子的“圣经”。

袁家本是地方上的富豪大户，素有仁善之风，他的先祖——号位为杞山先生的人物，学问高深，却对做官没有兴趣，因为其兴趣在于如何引导更多的身边人行善积德。为此，这位杞山先生以自己的财力为支撑，与一帮同道中人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义务帮助乡里邻居，倡导仁善，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

不料时局动荡，遇上了朱棣起兵争夺皇位。因为袁家曾与建文帝麾下臣子有过往来，政治情感上也倾向于建文帝，结果遭到朱棣迫害，许多家人受难，产业也被没收一空。杞山先生只得带着母亲远遁他乡，隐居山中。

此后朝廷大赦，袁家免罪。杞山先生的儿子，也就是袁了凡的爷爷袁颢，虽有好学问，却如杞山先生一样，没有去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而是选择了在民间行医救人。袁颢的行医救人不同于其他医生，他不仅医治肉体之病，更重在治愈一些德行上的毛病。如他曾给一不孝之人看病，把脉之后，称脉象中含有不孝之症，不改正的话，会有灾祸临头，以此警醒这位不孝之子。

袁家的女人也极为仁善，如袁了凡的母亲李夫人，在袁了凡父亲去世之后，她承担起了教育之责。其实这位李夫人是一个继母，但这个继母对所有孩子都视如己出，还按时带着他们祭奠他们的生母。在平时生活中，李夫人则十分节俭，将多余的钱财拿来接济周围的人。最令人感慨的是，当时有一户沈家，为袁家世仇，在得知其家人重病、家境没落后，袁家不计前嫌，袁了凡的父亲主动上门诊治，李夫人则带头出来组织捐款，最终化解了两家的世仇，成为世交。

这些先辈的仁善之举，都被记录在一本叫作《庭帏杂录》的家训书籍中，而这本书籍，正是包括袁了凡在内的几位子孙共同撰写的，那都是他们对于先辈训诫的一段段记忆，也是吉袁家家风的沉淀。

其实按照袁家的态度，袁了凡应该在民间行医救人，而不是考取功名为官。对于他为何一反家中传统，出仕为官，有许多神化了的说法，比如有人算命他要做官之类的。从袁了凡为官之后，以手中权力尽力造福百姓来看，大约是仁善家风传到他这里后，有了另外一种发展——同是行善，做官与行医有何区别，若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做官，何不一做？或许能救助更多的人呢。

比如朝鲜。

袁了凡做官之后，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大明朝出兵救援，袁了凡以兵部官员的身份入朝作战。因为身负绝学，在这场“抗日援朝”战争中，袁了凡先生立下了奇功，在击败日军主力的平壤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日本方面的史料称他还曾单独率军，击败一支数量不少的日军。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不仅未得到封赏，反而遭人陷害，被罢职回家。

与先祖遭到朱棣迫害，却并未放弃行善之念，转而行医救人一样，遭到朝廷不公对待的袁了凡，也并未从此变得冷漠厌世。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表明做官行善这条路走不下去而已，那么就应该另寻他途。

在平静居住于乡间的岁月里，袁了凡开始接受佛学中关于行善积德的思想，并将其与袁家的家风家训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部名为《了凡四训》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思想，就在于鼓励子孙要用改过和行善的方法，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创造幸福，贡献社会。

这部凝结了袁家家风智慧的书籍，影响了后来许多人，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根据《了凡四训》的精神，将自己的名号改为“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摘自《成语背后的家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