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发荣

临夏的初秋，阳光透过街边的槐树，在康纪信老人的客厅里投下斑驳光影。90多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胸前的3枚三等功军功章在阳光下泛着光泽，像极了他眼底沉淀的岁月。“坐，孩子！”他声音洪亮，摆手招呼我们，说吃桃子，指了指桌上的水果盘，老先生又指着搪瓷杯说：“这杯子，陪我在朝鲜待了8年，现在还能用。”杯身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字样虽已模糊，却瞬间拉开了一段跨越七十余年的记忆闸门。

“14岁当兵，是我这辈子最对的决定”

聊起参军的缘由，康纪信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眼神飘向窗外——那里，是他1949年送别家乡的方向。“临夏解放那天，我在城门口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们背着枪，却没踩坏老百姓的一根庄稼，还帮王奶奶把漏雨的屋顶修好了。”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少年般的雀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改变命运的清晨。

1949年8月23日，临夏解放后的第二天，14岁的康纪信揣着两个窝头跑到蝴蝶楼招兵点。“干部说我太小，我急得直哭，拽着他的衣角说‘我能扛枪，能走山路’。”为了证明自己，他当场爬上旁边的老槐树，摘下最高处的槐米。“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胆子真大。”老人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但我不后悔，那天穿上军装，我就知道，我不再是只会帮母亲缝补衣服的尕娃了，而是保家卫国的战士。”

出发前的夜晚，母亲连夜拆了自己的棉袄，给儿子改缝了件小军装。“她没哭，就说‘活着回来’。”康纪信的声音轻了些，“后来在朝鲜，我每次冻得扛不住，就摸出母亲缝在棉袄里的‘平安’布条，一摸就有了劲——我得活着，回临夏，见母亲。”

“朝鲜比临夏冷多了，但心是热的”

提到朝鲜战场，老人的眼神变得凝重。他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褪色的布包，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当年的军用水壶、笔记本，还有一张泛黄的血书照片——那是他和胞兄康纪智1951年写下的“赴朝申请”。“红墨水不够，我咬破手指写，字歪歪扭扭，但心意是真的。”

初到朝鲜，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棉衣里塞了稻草，还是冻得直打哆嗦。晚上站岗，脚冻得失去知觉，只能悄悄搓。”他指着自己的膝盖说：“这里现在还疼，就是那时候冻的。但比严寒更可怕的是敌机轰炸。有次行军，我背着一位朝鲜老大娘跑，炸弹在旁边炸了，弹片划伤了胳膊，我没敢停——大娘的孙子还在医疗队等着她。”

这次救人，他第一次荣立三等功。“勋章拿到手，我哭了，不是因为荣誉，是想起了战友小李。”说着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比我大两岁，为了掩护我们撤退，抱着炸药包冲了上去，再也没回来。这枚勋章，该有他的一半。”在朝鲜的8年里，他从警卫员成长为警卫排排长，3次荣立三等功。“最骄傲的是1953年国庆节，我站在金水桥前，看到毛主席挥手，那时候觉得，所有苦都值了。”

“回临夏当律师，想给乡亲们办点实事”

1963年转业回家，康纪信拒绝了机关工作，选择到基层。“我没读过多少书，但知道乡亲们需要啥。”1983年，他成了临夏县律师顾问处的主任律师，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乡镇。“有个老农的辛苦钱被老板拖欠，哭着来找我。我帮他写材料、跑法院，最后把钱要了回来。”老人笑得欣慰，“他给我送了袋新麦，我没要，就说‘这是我该做的’”。

在律师岗位上，他始终坚守“公正”二字。“有人想塞红包走关系，我当场拒绝。我是老兵，不能坏了规矩。”1993年离休时，他把所有法律资料留给了同事，叮嘱他们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别辜负信任。

“讲一辈子故事，把战友的故事传下去”

离休后，康纪信成了“红色宣讲员”。他把家里的小屋改成“微型纪念馆”，墙上挂着老照片、军功章，桌上摆着当年的物件。“每次宣讲，我都穿这件旧军装。”他拍了拍身上的衣服说：“不是显摆，是想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勋章背后，是无数战友的生命。”

去年在临夏县中学宣讲，有个孩子问他“怕不怕死”。“我怕，但我更怕没人保卫祖国。”老人看着我，眼神坚定地说：“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但还能讲。只要有人听，我会一直讲下去——讲小李的故事，讲朝鲜老大娘的故事，讲我们临夏兵的故事。”

采访结束时，夕阳透过窗户，照在老人的军功章上。他送我到门口，指着远处的黄河说：“你看这河水，一直流，就像我们军人的故事，得传下去。”风拂过槐树，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老人的话——那些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坚守，终将在临夏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康纪信，用一生书写了忠诚、担当、朴素、奉献的人生答卷。他的故事，像黄河水一样，在临夏的土地上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如今，康纪信的故事或许已随着岁月沉淀，但这位临夏好儿郎用生命书写的担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他让我们记得，每一位平凡的战士，都是撑起民族脊梁的英雄；每一份朴素的家国情怀，都值得永远铭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