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可

五四青年节，是一个属于全体中国青年的节日。青年者，困厄中破局而出向阳而生者，搏击风浪激扬岁月芳华者，承载历史厚重与时代激情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日子镌刻着民族觉醒与青年担当。从这个意义而言，谈论文学的“五四”，意义非凡。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肇始于一场文学革命。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后迁京。在刊物的创刊号上，有这样一则名为《敬告青年》的宣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正是在这种激荡着青春与解放意志的自由宣言的感召下，一群怀揣社会理想与进步思想的青年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从1918年1月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鲁迅等人纷纷给该刊撰稿，很快形成了“一校一刊”为主体的文化战线，一场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开来。在理论思想领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提倡以白话取代文言，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通俗的国民文学，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阵营进行了摧枯拉朽的冲撞。在文学艺术领域，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新旧文学“界碑”的典范性质，开启中国新文学的道路。这场以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武器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在1919年5月4日将影响扩展至社会领域的革命实践中，并以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而为我们永久铭记。今天，我们回望这段文学的“五四”，前辈们的青年开拓精神，仍然让作为“后浪”的我们内心激动、热血沸腾。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激发着我们的爱国情怀。一百年前，李大钊先生曾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要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仍记得郁达夫借助弱国子民的留学生，临终前发出的“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小说《沉沦》）的殷殷呼喊。仍记得闻一多以烛为喻，所抒发的“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歌《红烛》）的拳拳之情。那时的祖国积贫积弱，前辈们以决绝“破壁”之青春志气，担起了救国于水火的伟大使命。今天，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相信作为青年的我们定会心里有火，眼底有光，带着风华正茂的意气去昂扬奋斗，励志追求“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如果说，百年前青年作家的爱国使命，体现在拯救民族国家于危局之中。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应当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对祖国发展脉动的把控和对广大人民深深的爱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民族危亡之际，艾青的诗句激励着我们当下的青年作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走出个体狭小空间，以个人之“小我”融入民族国家发展的“大我”之中，勇敢地激浊扬清，情系人民，发挥文学的社会导向功用。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呼唤着我们的创造精神。一百年前，一代知识分子以“启蒙”之姿态，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以期实现“立国先立民”的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民”之诞生，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行。为了实现这种理性烛照之目的，彼时的文学家们付诸了巨大的创造精神。散文社团“语丝社”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为理念，以泼辣幽默、讽刺强烈的文风，极力抨击旧物，催生新物产生；诗人郭沫若以《女神》之涅槃重生与造物精神，承载了千千万万青年渴望民族新生、开辟宇宙洪荒的宏伟激情。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历史走到今天，当前辈们将沉甸甸的创造之财富传递给我们，我们该如何接力创新之棒呢？从社会现实来看，我们要真正立足新时代城市巨变、山乡巨变，在新的社会转变与改革中书写时代新人，反映时代新声；从艺术变革来看，我们要在古今、中西互融互鉴的文化格局下，勇立潮头，探寻中华文学的当下回响，努力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从精神需求来看，我们要在当前大众媒体时代，努力实现文学接受困境中的“破圈”，以新颖而健康的作品引领时代发展。总之，我们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勇敢奋进，勇于开拓，谱写新时代的青春华章！

文学之“五四”，永恒之薪火。亲爱的青年，青春是一段珍贵的时光，愿我们于风华正茂时，勇接“五四”之接力棒，气势如鹰，心如磐石，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时代大潮中发出青年声音，用青春之力量推动时代前行。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