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齐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黄河上游洮河流域近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省宁定县（现广河县）齐家坪遗址的发掘，发现并命名了长期在国内外考古界风靡的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六期文化说”之首——齐家文化，由此拉开齐家文化研究的百年序幕。100年筚路蓝缕，100年风雨兼程。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前赴后继，孜孜不倦的研究探索，齐家文化也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逐渐被世人所关注，被学界誉为“华夏文明一个被遮蔽的源头”。
1947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以民国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研究员身份，继续了二十年前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的工作，对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兰州市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历时五个月。在其《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之调查》一文中写道“二十余年前，安特生氏在甘肃考古之时，其调查之主要区域为洮河流域，即洮沙及临洮(狄道)附近。安氏在此区域中，发现史前人类遗址甚多，采集物品亦甚丰富。安氏之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夏鼐及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黄文弼，亦曾前后至此区域，从事发掘，所获亦丰，贡献甚大。惟二氏之报告，尚未发表，吾人不能引为参考，深以为憾。”
从裴文中先生以上记述可知，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夏鼐及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黄文弼先后来过洮河区域进行考古挖掘，裴文中报告要比夏鼐和黄文弼发表的早。后来夏鼐先生也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有力推动了考古地层学的“中国化”。但是黄文弼先生对洮河流域的考古学成果一直不见于学刊文集，导致很多学者认为黄文弼先生对洮河流域的考古成果未发表。作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不可能对洮河流域的考古研究只字不提，笔者多方查阅，请教追踪，终于在先生曾经任教的国立西北大学的校刊（复刊第二十八期，出版期：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一日）上找到了黄文弼先生本人对洮河流域考古的演讲稿摘要，由黄文弼先生讲 边政学会记。在此整理，全文刊出，为齐家文化发现100周年献礼。
考察经过
1946年间余由南京到西安，其时距开学之期尚远，遂决定在开学前作一次边疆旅行。其先，有人在天水一带发现大量陶片，传闻与洮河流域发现之彩陶另成一系，此事有关我国文化之播迁甚大。因于十月初旬，由西安绕道天水，经天水时，曾到三阳川一带考察，其地为渭河流域必经之区，有卦台山，相传为伏羲画卦之处，其地发现之陶片、陶器遗物甚多，且确与黄河中部属同一系统，因其花纹均成压纹、绳纹、多为灰陶，间有红色者，亦不带彩，与甘肃洮河出土之彩陶不同，于是又有到洮河流域一行之必要。天水工作完毕，即赴兰州，略事筹备后，于十一月初，转至洮河，并得本系甘肃籍学生刘迺平、高习之二人随行，协助一切。起初拟定计划，乃由兰州乘兰岷公路汽车到岷县，由岷县经草地到夏河，再由夏河经临夏返兰州。不意车到临洮，发生障碍，一停数日，未能开动，余等以时间关系，不得已放弃岷县之行，即在临洮凭吊长城遗迹，又转向临夏，由临夏复至夏河，夏河即拉不楞地，在此地逗留数日后，复由临夏折回兰州，时已十二月初旬矣。计自西安出发，往返为时两月有半。
考察观感
长城的发现
临洮，清名狄道，古属陇西郡治，今以其地滨洮河而居，故名临洮。相传临洮附近有长城，但通志中云长城在岷州，究在何处，是须加以考证，方可证信。次日，由杨景周先生介绍访见洮惠渠主任，据说在临洮东南五十里之窑甸附近有长城遗迹，版筑形式颇为明显，乃于十一月十二日往访窑甸。沿东峪河而下，该河发源于鸟鼠山东北，向西流，经窑甸入临洮城北，注入洮河，即水经注之陇水也。余等当日达窑甸，时已五时半矣，乃宿该地中心小学。翌晨由中心小学校长向导，凭吊长城遗址，其地土人称为长城坡，坡在东峪河之东，距窑甸七八里，接近山岭处，发现许多陶片，亦均现绳纹、压纹之灰陶，至长城附近之处尤为众多，遍地皆是，则此即为古代建筑所遗留之残迹，已无可疑。次勘查长城城址，出土三四寸八分，宽约二十四寸，版筑厚度三寸八分，宽十寸，土色带红紫色，沿长城线均如此，而长城之外皆黄土。我们所见者虽均窑甸附近一段，但观其形势，乃作南北方向延长，询诸土人，据云三十里铺，亦有长城痕迹，但不明显。尔时天色突变，雪花飘舞，余等被迫下山，故亦未往三十里铺勘查。
长城建筑时代的考证 现所应问者，即此长城究为何时之长城？史记匈奴传：“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将四十万众，北筑长城，自临洮之辽东，延袤万余里”。张守节正义引据地志：“陇西郡临洮县，今岷州西二十里，有长城”。由此可知始皇长城起自临洮，即今之岷县地也。但岷县与临洮均南北向，形成一线，设今岷县境有长城，必与临洮为同一时代之产物，即同为秦人所建筑者，可无疑义。至长城是否始皇所建，又为疑问，考始皇死于三十七年，而长城修建在始皇三十二年，其于四年之间，能筑成如此宏伟之万里长城，为不可能之事。按史记匈奴传：“燕长城筑于昭王时”（由张家口至辽阳）。“赵长城筑于武灵王时”（自宣化至宁夏）。“秦昭王二十四年灭义渠，有陇西北地十郡，筑长城以拒胡”。由此吾人可知始皇时之万里长城，乃缮修燕赵及其先代之长城而成者也，故河西一带之长城筑自秦昭王二十四年，当为始皇以前的产物。
其次吾人由长城附近所发现的陶片上观察，则花纹多绳纹或压纹，且色尚灰，与周秦陶器多相同，其版筑形式，亦因沿于古代，由其建筑及遗物言之，亦可断定为战国时代的产物。始皇统一中国后，势力只向南向北扩张，而西面始终止于临洮，仍为昭王时旧壤，终秦之世，其疆域未有所变更也。
寺洼山彩陶之研究
彩陶之发展与分布 此山为彩陶出现最多之地，瑞典人安特生曾临其地作考察，该山位洮河西岸偏南，据临洮四十里，实际乃一小平原，南北十里，东西五里，出彩陶之地曰“鸦沟”，在山之北端。查此沟之形成乃甘肃地震时所裂之缝，自该校至陈家坪凡五六里，均如是，并可见前人葬埋遗迹，兽骨灰坑颇多。吾人试量一灰坑，其上口约十五尺，其下底约二十尺，形如口袋，其土色下层为灰土，厚约四尺，次为黑土，厚约三尺五寸，最上层之浮土，为二尺，而彩陶片均蕴藏在灰土层中，此皆古代野处穴居的遗迹，现新疆哈萨克人尚有类此之居室可为佐证。由其灰土层之陶片看来，可断定为彩陶时期人居住之所。按彩陶分布之区域，除寺洼山附近而外，宁定为最多，如广通河以南，洮河以西以至黄河沿岸，均有彩陶分布，而大夏河流域及洮河以东则彩陶稀少，此彩陶分布大略之情形也。
彩陶与中国之文化 至彩陶与中国本部文化之关注如何？亦当提出讨论。彩陶的发现，始于安特生，其在民国十年来甘肃作大量之搜掘，据其出土之地点，曾作如下之分期：（1）齐家期；（2）仰韶期；（3）马厂期；（4）辛店期；（5）寺洼期；（6）沙井期。并云前三期系石器时代，后三期为金石并用时代，盖安特生氏因前三地无铜器之发展而后三地有铜器发展之故，且以前者推定为三千年至五千年，后者推定为一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约当虞夏时代之产物，且以此当与商周铜器相接，而置之于商周之前。国人颇多相信其说，编通史者，讲述中国史而史必先称彩陶，再继以商周之铜器时代，而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自西来之说遂由此而发生。但吾人细查其实，可疑之点甚多。兹就其形式、花纹试与中国流传之铜器与陶器作一比较如次：
形式 吾国古代日用器皿以鼎为最普遍，铜陶均有，为宗庙重器及人民烹调时不可缺少之物，其足有三，所谓“鼎足而立”者是也。又有簠簋四足，乃饭具，而考所有之彩陶器皿，并无三足或四足者，大都为平底或尖底，以余推测，其作尖底者，乃由于古代游牧人取牛角盛酒之习性相沿而成，与商周铜器，根本非一系统。
花纹 吾国自三代以下，陶器多用压纹、绳纹，而无有带彩者，再就铜器之纹样来说，率多呈对称式，象征兽头或人形，而彩陶则不然，多卷草或几何图案，有以走兽为题材者，均为写生式，与吾国花纹属于象征者不同。
彩陶之来源与时代的考证 由以上两点，吾人可证明其不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与中国商周时代的铜器毫无关系，亦无因袭之迹象，实在各自为一系统，而安特生氏置彩陶于商周之前，实不合理。再考彩陶究为何种人所遗留之物，时代如何？吾人当知洮河以西，广通河以南，均为彩陶出现之地，且该地往昔为羌族所居，史云：“秦人西至临洮羌中”，亦足以证明。至洮河发源于嵹台山，初名嵹水，盖羌为嵹之转音也，故彩陶实为秦昭王以前其地之羌人所遗留之物，而其时代，亦可断定在春秋战国之际。
按此处陶器花纹与西伯利亚发现之铜器上之花纹相同，尤其与波斯苏萨出土之陶器类似，考其时代约在纪元前五世纪，适当吾国春秋时代。余想当时波斯北部有一蛮族名斯克泰（skythen）者，由黑海东迁，经锡尔河逾葱岭而至新疆之天山游牧。与中国西北边之匈奴、大月氏接壤，彩陶文化，或即由该族携来，辗转传于羌人及中国内地者，故山西浑源县出土之铜器及洮河之彩陶均具斯克泰作风者，即由于此。嗣后又渐传播于内地。如渑池秦王塞仰韶村出土之彩陶即是。其传入内地之经过，想系由浑之戎（即姜戎）所携入。见左传：“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即其明证。总之：彩陶为中国境内另一部分人所习用，与中国本部人不同种型，就现兰州附近与彩陶同时出土之人头骨及墓葬形式，均可以为证明，而一般人必欲拉彩陶为中国本部文化之一系，不无可疑。
以上为本人去洮河流域考察观感之大略，当时因限于时间，未能充分工作，深信以后如有机会作大规模的发掘，必能得到更正确更有力的证明也。 （马国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