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舟

近日，由赵逵夫教授主编、省内20多位学者倾力编撰的《甘肃历代诗歌选注》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临夏卷》由马晓舟选注。

马晓舟，1989年生于康乐县，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外国文学，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选注《临夏卷》时，作者参考了10多部有关书籍，博采众长、吸优去冗、兼容并蓄，编注了这部全面了解临夏文史的书籍。

临夏，全称为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下辖临夏市、临夏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康乐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治所在临夏市，包含回、汉、东乡、保安、撒拉等42个民族，东乡族和保安族是以临夏为主要聚居区的甘肃特有少数民族。

临夏古称河州、枹罕、导河等，河州即导河之州，《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导河自积石”，积石即小积石山，是祁连山的延伸地带，在今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排列，北起于黄河边，南至土门关，现今此地仍有禹王石、大禹斩蛟崖、天下第一石崖等，临夏多地留有大禹庙。河州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大禹治水的故事历代传颂、妇孺皆知，大禹带领人民“导川夷岩”“捶洪水，决江河”，并且“劳身焦思，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终于征服洪水。大禹的贡献意义重大、彪炳史册，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在《公无渡河》中，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烟洪水，九州始蚕麻”的诗句来称赞他，大禹拼搏不息、忧国为民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治水平定了水患，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禹是时代英雄，并被推选为政治领袖，据《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大禹在治水成功之后，在会稽山下召开了诸侯与方国的集会，大禹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大禹在治水中累积的经验，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如治水只可疏通不可堵塞，给后世统治者以顺应民意、关注民心向背的启示，并由此形成“君舟民水”的理念。因此可以说，大禹自积石而起的治水，推进了夏王朝的建立，形成了古代国家统治的基本范型，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临夏地区处在王朝的边缘，不仅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各种物资与文化均在临夏地区交流、接触。同时临夏地区还被视作为重要的边防要地，《读史方舆纪要》说“自昔西陲多衅，枹罕尝为战地”，可见临夏地区战事频仍，因此此地统治权在历史上多次易手。先秦时代羌部落生活在临夏地区，后秦代在这里设置枹罕县（一说汉代），东汉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枹罕人宋建乘凉州战乱而起，在此建立割据政权，自称“河首平汉王”，立国号，置百官。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夏侯渊讨平。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鲜卑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占据秦、河二州，自称“秦”，史称西秦。西秦永弘四年（431年），西秦为匈奴大夏赫连定所灭，西秦故地被吐谷浑占领。

隋代末年，金城校尉薛举占领枹罕郡，他臣服于突厥，临夏因此被突厥纳入范围。唐朝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在临夏地区设节度使防吐蕃，安史之乱后，唐宝应元年(762年)临夏成为吐蕃属地。北宋初为河湟唃厮啰政权所辖，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收复临夏。但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金将完颜宗弼攻克临夏，被金所据。元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年)，改为河州路，划归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统辖。明清时期，在河州设置卫所，加强对边疆的管理。1956年11月改设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属甘肃省。

一

临夏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临夏州境内沿大夏河、广通河、洮河等，分布着各个类型的遗址，如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寺洼类型、边家林类型等，出土了丰富的彩陶艺术，如壶、罐、盆、钵、瓶、勺等，外形比例均衡、棱角分明、线条流畅，多为细泥红陶质，质地坚硬，彩陶上有纹饰，多为平行线、曲线、交叉线、同心圆、蛙纹、水波纹组成的图案，且已体现出专业化、规模化批量生产的特点，展现出彩陶艺术的繁荣，也体现出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成就，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临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临夏也被称作是“彩陶之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涡纹双耳四系彩陶罐“彩陶王”就是1950年出土于临夏积石山县三坪遗址，是临夏彩陶艺术的代表。

汉武帝时丝绸之路的开拓，临夏更是处于丝绸之路南道，成为丝绸之路上吐谷浑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地，以及唐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点，历史上诸多商贾、驿使及官员经过这里，使得河州地区成为繁忙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中心，这使得临夏有了西部“旱码头”和“河湟雄镇”的美名。元代诗人马祖常在《河湟书事》中写道：“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可见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捎来西域的香料、医药、宗教、珍宝、艺术和农作物的同时，也将中国的丝绸、玉器、瓷器、茶叶等带回西域，河州就是这一商贸往来道路上重要的中转站，随着物质交流而来的，则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临夏地区多元、丰富的文化面貌，临夏地区的炳灵寺石窟就是最好的例子，西晋时期便有佛教徒在炳灵寺附近建寺开窟、造像，西晋时始建石窟，历经北魏至唐、宋、元、明等朝代的不断开凿、扩建，是河西走廊上早期佛陀造像的代表。炳灵寺石窟早期受印度犍陀罗、秣菟罗及凉州造像影响，中期受云冈、龙门影响，晚期受藏传佛教影响，其艺术上承袭前朝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的佛教艺术，在风格上呈现出东西互动式的影响。

唐代以来，临夏成为唐蕃茶马古道中的重要节点，茶叶生长于南方，性凉、微苦，清热解毒，且有助于消化，自唐代传入吐蕃之后，逐渐成为以食肉为主的牧业民族的生活必备品，藏地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著名学者顾炎武亦有“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可见茶叶对于藏区民众的重要性，茶叶贸易也因此成为内地和青藏地区贸易的核心内容，唐代时经青藏的唐蕃古道，将茶叶以茶马互市的方式，运送至藏区，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十分兴盛，明洪武四年（1371年）临夏设有茶马司，《河州志》记载：“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可见河州地区茶马贸易的兴盛，河州的“茶马市交易”定在河州西土门关及马集一带，此外积石关、长宁驿、银川驿、三甲集、定羌驿等也是民间茶马交易的重要地方。河州茶马古道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历史上的茶与马的互市，其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在文化交流之中。随着河州茶马古道的商贸互动，文明也由此得以传播，茶马古道上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土族等各民族亦在茶马古道上互相融合，使得各民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既保有自身的特点，又彼此间联系、沟通，并协同发展，促进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增进彼此间的情感和认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睦，以及国家的安定与统一。

河州同时作为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在中国与西域、内地与青藏地区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意义，形成了八坊、大河家、三甲集、唐汪川等大型集市，这里“四方客商居焉”，是甘青交界处的商贸中心。加之临夏地区回民亦农亦商的传统，目前临夏地区的饮食、鲜货、皮毛等行业仍十分强盛，成为临夏地区商贸的主业，形成了临夏地区特有的商业文化。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集寺洼文化等出土于临夏地区的新时期晚期的陶器等器物中，就可见东西方文化交融，先秦以来这里就有羌人、氐人、鲜卑和吐谷浑等居住，是文化和民族的交融、互渗地带，而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开拓，更使得临夏成为文化的交汇点。体现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兼综性，历史上临夏不仅是商贸要道上的重镇，也多为边塞地区，文化的交融、激荡形成了临夏地区以汉文化为主体，兼合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格局，炳灵寺石窟体现出历史上印度犍陀罗、秣菟罗、凉州造像和藏传佛教影响的痕迹，而临夏的建筑、方言、砖雕、民歌等，亦体现出伊斯兰文化的因子。

临夏地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即为文化交融的结果。临夏地区少数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如早在唐宋时期，就有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商人通过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进入甘肃从事经商，有的久居于此，便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形成回族的主体。元代时蒙古军队从中亚带回被征服国的军人及手工艺人等定居于临夏，成为东乡族的先祖。此时中亚撒马尔罕人与临夏地区的汉、蒙等人长期融合形成了撒拉族。长期生活在临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与汉、回融合形成了保安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形成，既是历史上临夏地区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其明证。目前临夏地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及藏等民族安居，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样态。

二

临夏地区长期以来在历史上属于边疆地带，不管是汉代所置枹罕县，唐代所设凤林关，还是明代所设卫所，以及各朝在临夏的屯田，体现出临夏的边疆属性。唐前有关临夏的诗歌，多产生于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之中，通过这些诗歌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临夏州境春秋时期为羌、戎之地，秦初为罕羌侯邑，后置枹罕县。西汉初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和匈奴的联系。但羌人和匈奴连兵十余万人围枹罕，汉武帝派遣李息征服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汉宣帝时羌人争夺湟水流域，赵充国自荐将兵金城，赵充国采用了以逸待劳的策略，招降了临夏地区的罕羌，并屯田守边，大量羌人归顺汉朝。可以说，赵充国的贡献促进了羌、汉的融合，对西部边境的稳定有重大意义。汉成帝时扬雄为赵充国的画像题写颂词，赞颂其功绩，此即为扬雄《赵充国颂》。

东汉汉灵帝时枹罕人宋建在此建立政权，自称“河首平汉王”，立国号，置百官。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命夏侯渊率张郃、张既等讨伐在枹罕称王三十余年的宋建，夏侯渊进军并围攻枹罕，最终大破宋建，曹丕《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为“枹中作”，即在征讨宋建的过程中所作。

北朝时临夏地区的政权与区域变迁较为复杂，北魏、西魏、北周均设河州，但西魏时临夏部分地区被吐谷浑所占，后鲜卑族乞伏氏在临夏建立了西秦王朝，庾信本为南朝梁东宫学士，侯景之乱后奉命出使西魏，梁灭亡后留居于西魏，北周代魏后迁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其为“庾开府”，他为河州刺史辛威所作的碑铭，则能见出南北朝之时的政权变迁。

自隋至于唐、宋，临夏地区处于中央王朝与突厥、吐蕃和唃厮啰的争纷之中，战事频仍，枹罕这一旧称，与唐朝所设的凤林县、凤林关之称，成为边塞、战争诗中常见的意象。凤林关是唐蕃古道的孔道，以及唐、宋镇守河陇地区的关防要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之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朝廷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过凤林关渡过黄河。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派御史大夫郑维忠与诗人周利用同送金城公主适蕃，他们经河州，过凤林关渡过黄河，经青海到拉萨。凤林关为要害之地，唐代张籍《凉州词》其二：“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这首诗歌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张籍看到陷于吐蕃的凤林关，边将却对此束手无策，关内外一片萧瑟，张籍在极度的感慨中赋此诗。秦韬玉《塞下》：“凤林关外皆唐土，何日陈兵戍不毛。”以及著名诗人杜甫《秦州杂诗》其十九：“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等，这两首诗歌的写作均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西北边境的动乱直接相关，此时吐蕃东进占领陇右，临夏亦在其中，使得盛唐时期的诗歌中，临夏多出现于边塞诗和战争诗之中，作为已逝之地、残酷战争和家国秩序失坠的一个符号。唐代的边塞诗中多见有关临夏的诗歌，唐代为边防需要设置积石军，是陇右节度使所辖诸军之一，高适《哥舒大夫破洪济城登积石军七级浮图》贺哥舒大夫破九曲词诗、岑参《送李副使赴积石官军诗》《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均与此相关，柳宗元《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苏轼《获鬼章二十二韵》等亦与唐宋时期发生在临夏的战役相关，此时诗歌中较少写到临夏地区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仅有吕南公《黄九游河州》、赵鼎《宿来同堡》、庞铸《景骨城驿中夜雨》等数首行旅诗中谈到行经临夏时的见闻与心境，赵鼎《宿来同堡》“来同驿里题诗处，破屋青灯一病身”，以及庞铸《景骨城驿中夜雨》中“画角边城莫，孤舂野水秋。一川霜树老，万叶雨声愁”的诗句，则可见出这些行经临夏的诗人，所体验到的辽远、荒芜之感。

三

明、清时在河州设置卫所，管理边疆事务与贸易。明朝时有大量的贬谪诗人来到临夏，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曾官至内阁首辅，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明代著名才子解缙被贬谪至河州，现存其在河州创作诗歌共78首，解缙从京城被贬至河州，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慨，在此期间的诗歌可作为明证，如《贬河州》其五言：“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乌思藏去尼巴国，行来经岁未得休。”在解缙看来，河州似在天边，其辽远就如同从西藏到尼泊尔一般。到河州之后，解缙游览河州名胜古迹，镇边楼、炳灵寺、宁河城、万寿寺及积石山都出现在解缙的诗笔之下，解缙笔力雄健，他的诗歌贯穿古今、华夷之间，如《题积石》：“积石唐家节度城，吐蕃羌帽帐纵横。而今河水清无底，时有游人月下行。”以及《冰灵寺》：“冰灵寺上山如削，柏树龙幡点翠微。况有冰桥最奇绝，银虹一道似天梯。”解缙笔下的河州景物古朴、奇崛，同时充满了苍凉之感，这与解缙在河州时的心境直接相关。

此外，明代杨一清《过河州》《题积石》、高弘《题积石》、吴铠《镇边楼》、石玠《和政驿》、苏志皋《浣溪沙·镇边楼》、鲍龙《冰灵寺》、刘承学《凤林八景诗》、何永达《和解学士镇边楼韵》等诗词作品，均为非临夏籍文人的创作，他们以行旅客、贬谪官员的视角观察河州景致，诗歌中主要体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倾向，第一，以河州景观表达自身情感，外地诗人于辽远之地回望故乡，思乡之苦与失意之感交融一体，造就了这些诗歌中河州孤寂、辽远的形象，如吴铠《镇边楼》：“绝塞十年惭旅客，梦魂空绕五云头”，刘宪《镇边楼》：“仿佛江南好风景，此身不觉到边头”，苏志皋《浣溪沙·镇边楼》：“雁字不来书又断，君恩未绝笔仍投，时时魂梦绕皇州”，王田《河州口号》：“赏心止棘营营辈，离索零丁带露僵”，王全臣《初入河境》：“我是河州新使君，停车不忍见鸠群”等，均为诗人思乡的明证。第二，以河州作为边塞稳固的象征，明代在河州设置卫所，清代西北边疆防护的加强等，使得积石成为边疆稳固和家国稳定的象征，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传说与夏朝的建立紧密结合，因此明清时代贬谪诗人的积石诗，多用以颂赞当朝帝王，如杨仲弘《题积石》：“多少鱼龙争变化，总归西北会风云”，张鹏《题积石》：“神功圣德照无极，万古生民仰惠休”，郭朝佐《积石》：“车书一统尽朝宗，此山此水亘西域”等，则借大禹治水之功绩，用以吟咏当朝天子之功，是古代诗人颂美意识的体现。由此可见，虽行军、贬谪与行旅诗人在临夏书写了大量诗歌，其中不乏著名文人的作品，展现了临夏的名胜古迹与景致，但这些诗歌创作，仍有明显他者化视角的特色，诗人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视角打量河州，因此将河州书写简单归于辽远边地与政治失意，用以寄托诗人的思乡之情和政治情怀，如此他者观照，其实是将河州的客体化处理，作者并未将自身情感与河州紧密结合起来。

清末台湾噶玛兰厅（今台湾宜兰）人李望洋，于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人，同治十年（1871）以大挑一等签分甘肃试用知县，历任渭源、河州、狄道州，颇有政声，人称“李河州”，并获左宗棠的赏识而不次拔擢，官至知州。李望洋著有《西行吟草》两卷，展现了他对甘肃气候及风土人情的感知，并展现出他个人远赴甘肃任官的无奈和得意，其中有数十首诗歌作于临夏期间，李望洋对临夏历史很有兴趣，如他的《咏河城形胜》以自注的形式详细展现临夏历史、景观、民俗等，《卸篆后闲居》则涉及大禹治水与哥舒翰破吐蕃二事。同时李望洋对于清末临夏地区的吏治则有反思，《七月廿一日又到风林城》写作时李望洋已从河州离任，他重访故地之后，对河州著名的镇边楼依旧深有情感，但对于百姓的痛苦、地方官吏的治理不善等多有揭露，体现出他对于故地百姓的深沉同情。此外，李望洋在《二十三日吃早饭思家》中，则以“一别东瀛万里长，宦游秦陇到边疆”之句，极言河州之辽远及其思乡之情。李望洋主动担任河州地区的官职，虽路途遥远，但李望洋并未在诗歌中表现出萧瑟、阴郁和不满的情绪，而是将自身融入河州的自然、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诗歌中多呈现出对河州的新奇之感。

对于河州去他者化的书写，则有赖于临夏本土诗人的创作，现存最早的本地诗人及其作品为明代，此时有王竑、马应龙、朱家仕等数名进士，他们均有诗作传世。王竑为明正统乙未（1439年）进士，曾官至兵部尚书，他的诗歌古朴典雅。马应龙富有诗名，他和解缙之作《镇边楼》中，不见苍凉之感，反而透露着雄豪之气，其诗曰：“不到边城阅几秋，喜随骢马漫登楼。坐中多少风云气，写入诗匾最上头”，马应龙生于河州，登至镇边楼自然不会生发出辽远、孤寂的思乡之情，而是直及镇边楼修建的原初目的，即稳固边疆、保家卫国，是真正回归于临夏本体的创作方式。这样的创作意识贯穿于临夏籍诗人的创作之中，如张和《牟献之召饮茹香亭看牡丹属题》其二写牡丹：“别有精神压满枝，边城花放夏初时。惊才绝艳都甘让，劲骨刚心我自知”，赞颂河州牡丹的艳丽与醉人，《河州八景·大夏秋声》“岂是银河天上倾，遥闻空际起波声”，《凤山夕照》“一峰突起万峰低，恰对斜阳夏水西”“谁把文章夸藻耀，灵山占取凤凰栖”，对河州景致的书写中充满了自豪之情。此后，邓隆、祁梅仙、马恕、马福祥、马汝邺等本地诗人，所写河州景致或清丽俊秀、或奇崛雄豪，均有较高的诗歌成就，绘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诗歌图景，同时也体现出临夏浓厚的文风，诗歌创作需要一定的学养和语言能力，河州处于政治、文化的边地，且如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自有其语言，回族则自明代始使用汉语，明代前河州本地诗人较少，此后则逐渐多起来，且在创作的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晚清诗歌创作的兴盛，更说明临夏地区文化的繁荣和文风的旺盛。清代以降河州文风的兴盛，出现了如张和、邓隆、张质生等诗人。

河州风土人情、民生哀苦亦为诗人书写的重点，如于王全臣之《乙酉秋郊行纪事》四首，王全臣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担任河州知州后，均田制赋，此组诗写王全臣在推行均田后的第二年，至河州西郊、北乡和东乡及河州城内的见闻，以实录精神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可堪为“诗史”。河州叙事诗多以白描手法图写历史，不管是王田记录民生疾苦的《南乡士民公宴纪事五十韵》，徐绍烈记录民国初年陕甘大旱的《连日报警，难民逃至城外者露宿田间，夜来风雪，伤心吟此》，还是马恕写民俗风情的《游思巴关》《游新营关》，或张质生反映农村哀鸿遍野的《食榆皮》《饥妇叹》《捉兵谣》等诗歌，均将诗笔集中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书写在明代宦官政治、清代民族冲突、近代军阀混战与外敌侵辱，以及各时期自然灾害背景之下的普通百姓的遭遇，充满了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也体现出诗人对民众生活的忧虑之情。

临夏地区的过往历史及名胜、关口驿站、自然景象、民风民情都是诗人书写的重心。历史文化如大禹治水故事、唐哥舒翰守河州、宋熙宁七年王韶收复河州，以及明清以来的茶马互市等，这些历史事件与现象展现出临夏的过往历史与厚重的历史积淀，也展现出临夏地区与中央王朝、四周民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炳灵寺是临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宗教名胜，亦多有诗歌对其进行吟咏。关口驿站如积石关、凤林关和镇边楼等，均作为重要的边塞景观、军事设置以及诗歌意象出现在历代诗词之中，作为临夏边地遥远的代名词，呈现出临夏地区在历代王朝军事史中的定位。自然景象如积石山、露骨山、泄湖峡等所谓“河州八景”，临夏地区的花草，如牡丹等亦作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以展现临夏独特的自然风貌，诗人对临夏自然风貌的特征塑造为奇崛、艰险与清丽、美好并重，引人向往。此外，临夏地区的花儿会、美食、商贸及民众生活方式亦见于诗歌之中，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对临夏地区的文化进行塑造。

质朴、自然是河州诗歌的总体特点，不管是明清贬谪官员、行旅客在河州的创作，还是河州本地诗人的作品，均受河州自然风貌和民俗风情的感染，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诗歌风格力求自然去雕饰，河州诗人喜用口语、俗语及民间歌谣入诗，如罗锦山《叹老》“头已老，满头黑发雪白了。眼已老，拨开书卷字嫌小”等，诗歌呈现出通俗、质朴的风格。

除文人诗之外，河州民间歌谣亦十分发达，主要有河州贤孝和河州花儿两种，河州贤孝是流传在河州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艺术形式，因宣传劝善惩恶、忠臣良将、妻贤子孝等内容而得名，用河州方言说、唱，并配以简单的弹拨乐器相结合，多由艺人手持三弦，自弹自唱而成，早在明代中期就已成为当地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其唱本有“国书”与“家书”之分，以《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二十四孝》等为主题，也有被称为“新书”的唱本，是近现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题材的唱本，如《老撒拉》《尕司令打河州》《长工苦》等。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的一种民歌，声音高亢舒长，即兴编词，有独唱和对唱等形式，内容以歌颂爱情为主，多在田地、山野或庙会、集市之中演唱，流行于临夏地区的花儿被称为河州花儿。河州贤孝篇幅较长，以通俗、生动、幽默的语言演述历史事件，展现出对于历史的民间视角，河州花儿则以直率、热烈的语言和唱腔，展现河州民众的情感与日常生活，本书收录河州贤孝《河州事变歌》和部分河州花儿，意图展现河州民间歌谣的基本状况，以及河州民间歌谣对于河州诗词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民国十九年修抄本

郭栋、赵忠选注：《古诗咏河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

张亚雄：《花儿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

（明）吴祯著、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清）王全臣纂修：《河州志校注（清康熙四十六年版）》，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明）解缙：《解学士集》，《河州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

陈鸿主编：《临夏诗歌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赵忠编著：《河州兰若庙观记》，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

马玉海、赵忠：《河州古诗校评》，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

马效融编著：《临夏文史资料选辑·河州史话专辑》，1994年

董克义主编：《大禹导河积石》，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1年

（清）李望洋：《西行诗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