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丽亚 史有东
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家
牙含章，汉族，1916年10月出生于和政县买家集镇牙家咀社。童年时期在其父牙生祥任教的龙泉书院、河州凤林高级学堂读书，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导河青年社。
牙含章的少年时期有特殊的涉藏经历。为避祸，从1928年起，三进夏河拉卜楞寺，从此牙含章和寺里僧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学藏语、习藏文、诵藏经。1937年5月，经黄正清推荐，通晓藏、汉文的牙含章以秘书和翻译的身份，跟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赴拉萨哲蚌寺，深入学习藏文典籍，调研西藏的社会、文化及历史情况，这为他以后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38年，牙含章怀着救国之志前往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又奔赴陇右，参与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为实现民族独立与西北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践行他为革命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
1939年2月，牙含章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从事民族问题工作与研究。牙含章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近三年中，以马尔沙为化名，为抗战时期动员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批准恢复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牙含章任对外宣传组组长兼《陇东报》编辑。同年10月，受甘工委副书记孙作宾派遣，化名康明德，与高健君到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寻找参加过“甘南民变”的骨干，从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
当年冬至西北解放前夕，牙含章和高健君、万良才等同志一道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18个县的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5000余人，组建发展了3000余人的游击队，为甘肃解放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1947年春，肋巴佛、郭化如、杨友柏、毛得功在牙含章与高健君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20日，牙含章带领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了夏河县，当时的他只有33岁。
优秀的民族工作者
1950年夏，党中央决定把护送十世班禅返藏作为西北进军西藏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牙含章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行辕助理代表，负责护送十世班禅返藏。
1951年4月，习仲勋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经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禅。
同年4月27日，牙含章陪同班禅到北京，晋见中央领导；5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该协议的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在此背景下，护送班禅大师安全返藏成了当务之急。护送班禅返藏的重任和驻班禅行辕代表处的工作，落在了牙含章的肩上。
1951年12月15日，十世班禅自青海西宁返藏前夕，习仲勋受中央委托，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他送行。
1951年12月19日，牙含章率领部分干部和部队，自青海西宁启程，护送十世班禅入藏。历时6个多月，途经香日德、曲马来、唐古拉山口、黑河等地，于1952年6月23日，到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性任务。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牙含章留驻日喀则，帮助筹建中共日喀则分工委机构。他先后担任了西藏工委委员、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等职，为维护西藏稳定、促进西藏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卓越的民族、宗教理论家
在众多民族工作者中，牙含章是我们党培养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从理论上对有神论宗教和封建迷信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他对藏学的研究，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牙含章的一生有两条坐标轴，纵轴是他家乡的民族问题，横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问题。牙含章出生和成长的和政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他对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1958年，牙含章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1983年，牙含章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就是不断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结论，是对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牙含章的代表著作《民族与宗教问题》《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是牙含章20多年间关于民族问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
宗教问题与无神论是牙含章研究的又一重点。1959年，牙含章发表于《红旗》杂志的《论宗教信仰自由》一文，是全面阐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权威性文章。
1978年，在牙含章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吹响了中国无神论史研究的号角。1979年，牙含章提出了编写《中国无神论史》的设想，并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
1986年，他与20多位专家学者编撰完成了8卷本约150万字的初稿。1992年，这部著作正式出版发行。《中国无神论史》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地阐述中国无神论发展史的大型专著，不仅填补了中国无神论研究的空白，对中国无神论学科的创立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世界无神论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贡献。遗憾的是牙含章生前并没有看到。
牙含章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勤奋研究，打破一些理论禁区，撰写了大量文稿，1953年—1985年，牙含章先后完成了《达赖喇嘛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班禅额尔德尼传》三本藏学论著。这三本论著广泛论述了西藏地区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学者首次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深入研究西藏两大活佛系统和西藏历史的专著，对人们认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辖属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术角度有效维护了祖国统一。
其代表著作《达赖喇嘛传》汉文版在中央统战部举办的藏学50年评比中荣获最高奖项“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
1978年—1989年，他完成了两百余万字的学术论著，完成《中国无神论史》。因长期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透支了身体，他于1989年12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
花儿研究的先行者
牙含章先生也是国内河州花儿的理论研究先驱之一。牙含章先生的家乡在太子山下，这里是河州花儿盛行的地方。他从小受花儿熏陶，并熟悉、喜爱花儿。
1936年，牙含章在夏河拉卜楞工作时，将自己搜集整理的一百多首花儿歌词和一篇花儿研究文章《花儿再序》，寄给了张亚雄先生。张亚雄先生将这些花儿陆续刊登在《甘肃民国日报》副刊上，使牙含章的花儿著述公之于世。
1983年，《民族画报》第八期发表了牙含章撰写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