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伟大的人文始祖和兴农先师、九州山水综合治理的第一人、国家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奠基者，在中华民族形成史及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7月11日至14日，“2023甘肃·积石山首届大禹文化研讨会”在积石山县成功举办，来自省内外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和文博单位的52位专家学者齐聚积石山下、导河源头，围绕大禹治水的史实和大禹文化内涵及相关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高度，以独特的认知穿透力和思想洞察力，共同梳理大禹文化脉络，探寻治水文明根源，为大禹导河积石提供了新的考古成果证据与研究空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积石山是大禹治水的起始地和坐标原点”，这是佐证确凿且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以及《史记·夏本纪》《水经注》《山海经》《括地志》《太平御览》《集解》《汉书》等文献史籍均有“大禹导河积石”的明确记载；积石山境内的禹王石、禹王庙、禹王足印等遗迹遗存，以及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纹饰大量与水有关的信息，进一步实证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事实；《禹王爷治黄河》《大禹导河得延喜玉的故事》《禹王石的传说》《大禹斩蛟崖》等故事在积石山口耳相传、流布甚广，而且这些神话传说与史籍记载有诸多吻合之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大禹治水，始于积石”是通过梳理查询历史文献史料记载，实地考察史前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分析研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科学论证的结果。“积石山是大禹治水的起始地和坐标原点”是遵循历史典籍、证据充实完备且不容否定的信史，也是国内外多学科领域早已达成的高度共识。

二、古河州地区是羌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临夏是大禹的故乡。

《史记》载：“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载：“大禹出西羌”。汉代以前，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大夏河流域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据《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汉代设有河关县，治所在今临夏州积石县大河家镇。《山海经》中有“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的记载。《史记集解·帝王世纪》记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太平寰宇记》记载，“大夏县西二十里金剑山，亦有金剑故城，一号金柳城。今按金纽、金柳、金剑，皆一也。当在今河州东南。”这里所谓金纽城者乃石纽之转音，而只有今临夏州和政县有金纽之地名；《晋书·地道记》记载“县有禹庙，禹所出也”，这里指大夏县，因大夏川而得名，位于今临夏州境内的广通河流域。与会部分专家一致认为，关于大禹的故乡，文献和相关史料记载都指向现今的甘肃临夏地区，大禹出生和早期生活在古临夏地区，并从积石山开启了他惊天动地的治水伟业。

三、积石山段黄河台地多处滑坡和红泥层等大洪水遗迹，为大禹治水提供了地质学和地层学证据。

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积石山一带发生的特大洪水，对黄河中下游造成了巨大灾难。迫于生存，黄河流域各自分散的原始部落走向联合，共同投入到以大禹为首的治理大洪水的行动中来，共同完成了治水大业。与积石山一河之隔的喇家遗址，不仅发现了大洪水时期的波纹沙带地层，还发现建筑残余物和非正常死亡人类遗骸，都埋葬在棕红色黏土中。同时，考古人员在积石峡西岸的台地上陆续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大洪水造成的红泥层等遗迹。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积石山段黄河台地多处滑坡和红泥层等大洪水遗迹，均表明和流水作用有关，都是黄河洪水泛滥的产物，正是大禹治水的考古写照，为大禹治水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提供了地质学和地层学证据，进一步佐证和还原了“大禹导河积石”的历史面貌。

四、“大禹治水”是促使夏王朝诞生的重大事件，临夏很可能是夏王朝早期都城所在地。

“治国必先治水，水运系于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就是治国史的生动例证。“禹疏河决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正是大禹治水成功，才使当时的“千八百国”存活下来；“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将治水所到之处均圈划建置于“九州”之中，王权成为新的国家形式，成为形成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的核心推动力；“夏传子，家天下。”禹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启，夏王朝自此开始，成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的重要契机。同时，积石峡的洪水溃决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夏朝历史的真实性，表明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建立有着紧密联系，而夏王朝之“夏”也很可能来自临夏的“大夏”“夏水”或“大夏川”。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大禹治水成功不仅使人民生产生活得以安定，农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各部族之间的联系协作和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大禹的地位和声望不断提高，最终促使夏王朝的诞生。汉朝在大夏川设立了大夏县，并在大禹治水的源头积石、大夏县境内建立了禹王庙，世代祭祀，说明大禹和其建立的大夏与古临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再者，处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核心地区的古临夏就是夏文化的发祥地，而夏文化就是大禹和夏王朝的祖文化。因此，古临夏是夏王朝早期都城所在地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历史论断。

五、玉牙璋是夏王朝核心礼器和政权象征物，是大禹平治水患、划定九州、膺受天命的标志物。

夏代是礼玉和佩玉的鼎盛期，“禹亲把天之瑞信，以征有苗”中的“天之瑞信”即为被神化的玉礼器。《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启“右手操环，佩玉璜”。到了夏代晚期，王室用玉达到空前绝后的境地，据此可以推断，夏朝都城文化遗址应该出土成套的玉礼器。而积石山县银川乡新庄坪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就已满足生产工具、装饰品、礼仪器的品类，其中最为关键的玉礼器——牙璋亦有出现。《尚书·禹贡》载：“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汉书·王莽传上》有记：“伯禹锡玄圭。”此处提及的“玄圭”说的正是玉牙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玉牙璋流行时间长、分布面广、形制特征鲜明，是夏朝最重要的文化标识和符号。牙璋、璧、琮、璜等在积石山新庄坪遗址集中出土，说明玉牙璋是夏王朝核心礼器和政权象征物，是大禹平治水患、划定九州、膺受天命的标志物，更说明积石山是夏早期重要的关联地，是大禹生活过的地方。

六、大禹精神是华夏文明的种子，是流传最久、传播最远的精神，临夏是大禹精神的主要发祥地。

大禹作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演化进程中的史前部落联盟领袖，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功绩盖世，彪炳千秋，是继往开来的人文始祖和治水英雄。“大禹之事功，为物质上统一之基础；大禹之德行，为中国精神统一之基础。”大禹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滋养，尤其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精神堪为无私奉献精神的典范，深刻影响着后世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大禹精神主要包括胸怀天下、体察民情、勤政为民的民本精神，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牺牲与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特别是大禹精神所体现的“民为邦本、九州一家、大公无私、求真务实、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基因影响深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践的精神力量源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间不断得以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历史中最具生命力、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临夏作为大禹的出生地和治水起首地，是大禹精神的主要发祥地，始终激励着世代临夏儿女用辛勤努力战胜艰难险阻、共创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