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2版）

以往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中未见“夏”，故而有的学者据此怀疑早期文献中关于夏或大夏的记载为晚出。近来据詹鄞鑫先生通过重新排比有关卜辞材料，考证甲骨卜辞中此前被释读为“夔”的字，认为其字的形体像人而突出其手舞足蹈的形象，其造字的本义正是乐舞的意思，实应当为“夏”。“夏”字在卜辞中用作神名，经常与“河”“华”等屡屡并举并卜。如《甲骨文合集》10076：“戊午卜，宾贞，酒求年于华、河、夏。”卜辞中“河”“华”“夏”等神的祭祀多见一辞，祭祀礼仪相同。卜辞屡言“往于夏”（《合集》14375）、“作夏”（《合集》5476）等。据此可知，“夏”原本可能是城邑之名，“作夏”就是建造夏城。而祭祀“夏”的卜辞中的“夏”就是以某处城邑或地方而命名的地。詹先生举出大量“夏”与“华”“河”并举的卜辞，证明“夏”就是夏人发祥地或夏邑。又据“夏”与“华”“河”等方位关系判断，其地应当在“晋西南平原地区”［17］。这就从文字学的角度打消了有的学者对早期文献中关于“夏”“大夏”真实性的质疑。金景芳先生早年即指出：“大夏、夏虚、唐、虞、西吴、西虞和唐叔所封，虽然范围有广狭之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同一地域。”“则大夏故地，实在今山西省的西南角。”［18］30-31可谓卓见。

《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是在安邑，或在晋阳。”［19］30又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寻”“后相即位，居帝丘”，“帝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20］212-218。夏的都城曾经数次迁徙，后来所迁之地均在今河南沿黄河两岸的地区。刘起釪先生也认为晋西南是夏人之原居地［21］132-133。结合近数十年来夏代考古发掘及研究来看，夏文化考古遗存最为集中的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晋西南，代表是襄汾陶寺遗址；另一个在豫中，代表是二里头遗址②。这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郭静云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指出：“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才成为主流。”［22］2又指出“夏为西北古国说的矛盾”，认为：

渭河、汾河注入黄河，其流域共同构成条件相近的河谷平原。同时渭河流域位于黄河上游兰州与郑洛之间。兰州马家窑彩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传播到渭河流域。渭河流域黍作农产与河南关系密切。虽然不宜高估渭汾先民通过三门峡与郑洛先民的沟通，但生活条件相近，易使农耕技术同化。然因渭河东游、咸阳原水源不足，农耕条件不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农耕聚落集中在渭河西游，半坡、马家窑彩陶文化对汾河流域和三门峡以东的居民影响还是较弱。青铜初期以兰州为中心的齐家文化传播到渭河流域，经过黄河和渭河两个通道，齐家类型遗址范围，向东可达渭河、黄河的汇流区。不过，前文中已叙明，中原似乎并未吸收齐家的青铜技术，反而吸收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技术。但渭、汾注入黄河的汇流处，位于齐家和中原之间，当地也出土了齐家与中原类型的文物，且早期金属器以齐家类型为主。因此不能排除中原北部也曾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文化中的齐家成分却相当低。……青铜初期，夏是众多古国之一，但文献均从“夏”的角度载录古事，夏先民的传说乃扩展至全中国。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因为编录文献的周人未能掌握其他地区先民的传说，也不希望张扬别族先民的成功，故仅保留本土古国的传说；其二是因为其源自当时最发达的文明，而后成为天下历史概念的重要环节。［22］123-124

看来齐家文化与中原夏文化、汾河流域夏文化均有过接触，但在早期大体独立发展，到了中后期，则情形有所改变。周人发祥于西北，欲东进与殷商相抗衡，在文化上则以夏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周人所编辑的文献中始有“禹出西羌”之说。周人世与姜姓通婚，以此结成政治联盟。故周代以后，羌人就进入到了华夏族群的族系，成为姜姓。《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本姜姓之别，《春秋》所谓姜戎，亦其类也。”章太炎则认为：“其实姜姓出自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神农姜姓，由姜水也，其原本西羌。而黄帝与之同出少典，则亦西羌种也。”［23］388顾颉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24］这都是周人以夏文化的承续者自居而导致的。

种种迹象表明，后期齐家文化曾受到夏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约当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异军突起，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乎同时走向衰落［25］35。于是当时的文明格局，遂由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变为了当时华夏大地文化整体呈现“月明星稀”［26］160-163的态势。各区域文化的起落与消长，必然会导致人群的高频度和成规模的流动，最终导致考古学器物文化的器形和纹饰等方面的交融，及民族文化以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相融合的文化心理共同体的形成。

四、齐家文化衰亡的原因

虽然说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发达使上古其他地区文化的光辉稍显暗淡，但对齐家文化这样的区域性文化而言，其衰落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齐家文化盛极一时，为何最终走向衰亡而融入中原商周文化之中？这首先要从其生业方式的特殊性来探讨。齐家文化最初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方式，这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母曰任姒，有氏女，有女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羊山。”“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27］3齐家文化为何走向衰亡？其内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时气候的变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根据中国考古学者所撰黄河中上游地区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动物遗骸的资料归纳指出：

伴随着以公元前3000年为始的气候寒冷干燥化现象，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家畜动物。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齐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终结末期的朱开沟遗址最为显著……然而比猪的家畜化进展更值得重视的是，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的明显增多。这是与森林地带的草原化导致鹿的生存领域减少成反比例的现象……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即使是在畜牧发达的阶段，农耕石器仍然存在，仍可见一如从前的农业要素。说明这些地区仍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我把这种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区别于黄河中游及下游同属黍、粟农业社会的区域。［28］228-230

齐家文化时期遭遇了寒冷干燥的气候，以及水灾等自然灾难，农业遭到破坏。瑞士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因气温降低导致的人类社会动荡和族群流动的普遍规律，也指出：

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人耕种的田地范围不只包括中国中部的黄河及长江流域，还包括青藏高原北边周围、内蒙古，以及满洲西部。这些民族大多是定居农民，同时也畜养猪、狗、牛、羊和鸡等，以补充食物来源。耕种的面积越来越大，农村也越来越繁荣。后来气候突然变冷，接近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西北部变得异常寒冷。在年代较近的文化层中，出现的动物骨骼增多，而农耕器具变少，显示由农耕退化为畜牧文化。猪的数量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羊。农民变成了牧羊人，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或取代了？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入侵者是北方的羌人。［29］129-130

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使游牧人群被迫内迁，因此造就了这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形态。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制度，这是其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齐家文化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而走向分化，未能形成一个整体所致。凯文·林奇研究指出：“人类是有领域感的动物，他们会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30］145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作为特殊空间的都邑和聚落是王权政治的物化形式。何驽教授从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学空间控制理论出发，结合陶寺与二里头城址文化，提出了中国早期城市或都城的九项指标：“①规整的城市形态；②排他的宫庙区的存在；③排他的王族墓地；④排他的祭祀区；⑤官营手工业作坊区；⑥政治宗教寡头垄断的大型仓储区；⑦初具规模的规范的道路系统和城门系统；⑧明确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⑨多样性的都市文化面貌……准此，我们认为，陶寺是中国最初的城市和都城，二里头遗址则是第一个成熟的城市和都城。”［31］3-58以此为准来看，

齐家文化遗址中虽出现了来自西亚的象征权力的权杖，聚落中有祭坛等专门宗教性建筑，也有公共墓地，但却未发现大型的宫殿，这表明其尚未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制度。韩建业教授在研究成果中指出：

齐家文化之末，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以及兰州崖头、临夏瓦窑头等遗址，出现一些圜底的彩陶罐或绳纹罐，显得很是突兀，其来源应当是阿尔泰南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尤其是多重波折纹、梯格纹等彩陶纹饰，很可能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陶罐上类似刻划纹的移植变体。另外，属于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过渡期的大族坪北区遗存双耳罐上的胡须纹，还广泛见于中亚北部甚至伊朗地区大体同时或略早的遗存；磨沟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工铁器，比西亚、东欧等地人工铁器的产生至少晚约千年。这说明公元前15世纪以后仍然有较多西方文化因素渗透进甘青地区，这或许是促使齐家文化分化转变的原因之一。最终的结果是，秦魏家类型变为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磨沟类型变为寺洼文化，而老牛坡类型则融于二里头文化当中。［4］

其实，齐家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即已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从甘肃、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众多早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即可得到印证。然而到了齐家文化后期，其向东传播的趋势明显减弱。其主要原因是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夏、商文化辐射力的加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齐家文化祭祀观念对上述文化的趋同。

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多处石圆圈祭坛，其来源就是良渚文化，表明齐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的强有力影响。如甘肃永靖县大何庄村俗称“大台子”或“灰台子”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址中，就发现了5处石圆圈遗迹，用扁平的砾石排列而成，石圆圈周围伴随有卜骨或作为牺牲的牛羊骨骸出土。除此之外，在永靖县秦魏家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等处，也发现了同样的石圆圈及牛羊骨骸，表明这种石圆圈是齐家人的祭祀之地［32］。有学者指出，这类石圆圈多见于良渚文化等遗址，且时代均早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3］105-120。表明齐家文化祭祀观念受到来自东面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此外，在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址、甘肃兰州土谷台马厂类型墓葬、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河西走廊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和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中，均发现了来自滨海地区的海贝饰品［34］76-85，这表明齐家文化与其他地区已经有远距离的交流和互动。

由上述来看，齐家文化在其发展期内，虽然在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但在其发展的后期，因为气候原因，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畜牧型农耕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松散，不具备形成早期国家的基本条件。因此，由草原文明传来的青铜技术，也未能在此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另外，由于中原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崛起，其意识形态如宗教祭祀、葬俗等，又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齐家文化最终走向分化，其主体和大部逐渐融入中原商周文化之中，其局部则同时保留有草原游牧文化的一些特征。

（作者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注 释

①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石圆圈由东南的良渚文化传入，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草原地带传播，影响所及，至于新疆和内蒙古一带。参杜维、杨江南：《齐家文化石圆圈源流》，收入《2016中国·广和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120页。也有的学者认为石圆圈类似于中亚草原游牧民族固定帐篷边留下的石镇。参［美］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中关于齐家墓地所见属于印欧民族习俗的殉妻葬部分的注释，李永迪译，收入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但从发现石圆圈的大何庄等齐家遗址来看，这些石圆圈中或附近都发现有动物的遗骸，更有可能指向这是祭祀的场所。②徐旭生先生从《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记载中，归纳出夏人的活动“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见《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刊《考古》1959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洪玲玉，吴浩森，等.齐家坪：齐家文化典型遗址研究的新进展［J］.考古与文物，2019（3）：63-7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1987（2）：153-175.

［4］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J］.文物，2019（7）：60-65.

［5］陈亚军.齐家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与早期文化交流［J］.西北师大学报，2018（4）：76-81.

［6］胡博，著.李永迪，译.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M］//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M］//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M］//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9］叶茂林.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与早期羌文化探索［J］.四川文物，2016（6）：40-46.

［10］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M］//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希安·琼斯著.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M］.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2］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M］//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13］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J］.中原文物，1978（1）：32-33.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7］詹鄞鑫.华夏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3-28.

［18］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9］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0］方诗铭，王修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1］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M］//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2］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3］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西南属夷小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4］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117-152.

［25］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6］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7］宋翔凤，钱宝塘辑，刘晓东点校.皇甫谧.帝王世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8］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M］.吴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9］许靖华.气候创造历史［M］.甘锡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0］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1］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陶寺城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M］//三代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2）：29-62+144-161.

［33］杜维，杨江南.齐家文化石圆圈源流［M］//2016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34］张朋川.史前装饰艺术的作用与意义［M］//黄土上下：张朋川美术考古文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据中原文化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