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齐家文化年代与中原夏代纪年时间大致相当，其年代上限或略早于夏代，其空间范围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支流西汉水流域和黄河上游的渭水、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地区，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东西跨度800多公里。从已经发掘的数千处齐家文化遗址（墓葬、聚落等）及遗物（陶器、铜器、玉器、骨器等）来看，其文化形态由于其所处空间位置的“枢纽”地位而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既有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因素，又吸收了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齐家人，其构成则当以考古学中的马家窑人或文献记载的以西羌为主体而吸纳了周边不同族群的人。从河湟地区广为流传的夏禹传说及以“夏”命名的地理和民俗意象来看，齐家文化也曾与中原夏文化一样，经历了上古中国文化“满天星斗”“群星熣灿”的辉煌期，但是终因气候和其他因素，在“月明星稀”的大背景下融汇到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大格局之中。
关键词：齐家文化；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文化心理共同体；畜牧型农业社会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一个重要的上古文化区系，因其在文化类型和地理空间上的特殊地位，使之在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彩陶之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自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甘肃临夏广河齐家坪遗址以来，齐家文化一直是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美术史学者的讨论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齐家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人员仅在甘肃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2700多处［1］。
通过考古发掘和归纳研究，基本确定了其年代范围，初步探明了其空间分布范围。然而对齐家文化的族属、齐家文化的来源、齐家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及发展去向等，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中国的考古学，受到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很深，最初只重视器物文字。近代以来，更是完全接受西方考古学的学术规范，重视遗址发掘和器物类型学，较少关注文献记载。进入21世纪，西方考古学也出现了理论转向，随着环境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的兴起，中国的考古学也面临着理论范式的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大的趋势。对齐家文化等上古文化的研究也理应如此。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齐家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管见，向方家求教。
一、齐家文化的时地范围及特征
齐家文化分布在西汉水和黄河上游的渭水、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地区，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东起甘肃庆阳市宁县，西至青海湖北岸，南抵甘肃陇南市文县，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东西跨度800多公里。据晚近以来的考古及研究，“夏商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以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下游的岳石文化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但关于齐家文化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推定，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过程”［2］6-7。“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史前文化遗存。其年代与中原地区夏代纪年相当。因最早在甘肃省广河县（旧称宁定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已大体明确。经测定的木炭等标本共6个……测定结果（指高精度校正数据）为：公元前2183年（上限）……至（公元）前1630年（下限）……同中原夏代纪年范围大致相当，其年代上限或略早于夏代。”［2］535-539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
齐家文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就整体而言，从已发掘的灵台桥村、天水西山坪、永靖大何庄、乐都柳湾、武威皇娘娘台等处的考古学遗存方面来看，其核心特征如下：第一，聚落遗址有以白灰面为主的建筑群，其中有窑穴和石块堆成的圆圈祭坛；第二，陶器、玉器、铜器、骨器并存，陶器器型组合以双耳大罐、高领双耳罐、侈口罐、盆或豆等为主，器表图案有绳纹、篮纹等，彩陶以红彩和紫红彩为主；玉器有琮、璧等礼器与环、珠、绿松石、笄等装饰品；第三，铜器以红铜为主，有锥、刀、环、斧等；第四，石器有磨制的石斧、铲、锛、刀、磨棒、磨盘等石器群［2］5398。上述几个特征是学者们都公认的。
因为齐家文化时间上延续500多年，空间上东西相距800多公里，因而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类型。东区主要在泾水、渭河和西汉水上游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水师赵村和七里墩遗址。东区以素陶为主，不见彩陶。有玉礼器璜、璧、琮等。中区即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最典型者为甘肃永靖莲花乡秦魏家遗址。陶器以红色和红褐色为主，素面和有绳纹、篮纹等纹饰者共存。西区即黄河上游青海境及湟水、隆务河流域，以及河西走廊，最为典型者是青海乐都柳湾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西区的最显著特征是红铜器和彩陶。彩陶器多为黑色或紫红色，纹样有三角纹等几何纹、蕉叶纹、变形蛙纹等，器形除双耳罐、豆、盘、盆、杯、鬲、尊、甑外，还出现高圈足陶杯、双大耳罐、陶盉、鸮面罐、带嘴罐，以及陶塑人像、动物、铃、鼓等罕见器形。
以上所述齐家文化东、中、西三区的不同特征，表明其并非封闭的文化区系。在空间上齐家文化区域与其他文化接触中有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现象，同时也有向东和向西扩散传播的迹象。在时间上，则经历了细石器和陶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陶器器形和纹饰也经历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和变化［3］。韩建业教授指出，齐家文化的早期在东部，以天水师赵村七期遗存为代表。主要应当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之后，又向甘肃中部和青海及河西走廊扩展。齐家文化之晚期，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出现的圜底彩陶罐和绳纹彩陶罐，以及多重波折纹、梯格纹、胡须纹等，很有可能是从阿尔泰南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传入［4］。其中齐家文化砾石堆成的圆圈形祭坛，与内蒙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建于高山顶上的石圆圈、新疆昌吉州木垒县照壁山乡平顶村青铜时代中晚期石圆圈，以及新疆巴音郭勒州和静县那热德沟遗址石围圈等，十分相似①。西部的晚期齐家文化同时还有受到晋南陶寺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末期的影响（琮、璧、璜等玉礼器）的迹象。
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来看，齐家文化对应的是父权氏族社会形态，生业方式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到后期，农业衰落，畜牧业逐渐发达。在精神文化方面，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有了制度化的祭祀礼仪（圆圈祭坛、琮、璧、璜等玉礼器）和占卜仪式（齐家坪遗址墓葬及皇娘娘台M8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这种社会文化形态，带有明显的农耕、游牧融合的特点。
二、齐家文化的创造者
齐家文化的起始年代早于夏代，而其中晚期则已进入夏代。并且其考古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有相似之处。因此，学者们认为齐家文化与夏代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还认为，齐家文化对中原夏文化的某些因素——如铜器和陶器，有着直接的影响［5］。其实，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影响，更多的来自外部，即北亚游牧文化。齐家文化在这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6］3-54。那么，齐家文化的创造者是谁？他们和夏文化的创造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史记·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而今甘青地区，包括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甘肃临夏一带为古羌人所居之地。因此，从夏鼐先生始，到俞伟超先生等考古学家，以及最近一些民族学和历史学者认为，产生于黄河上游洮河、湟水流域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的创造者是古羌人。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指出，洮河流域在夏代正在氐羌之区域，氐羌曾实行过火葬制度，寺洼山遗址墓葬表现出的火葬制度恰与羌人葬俗吻合［7］269-310。俞伟超先生认为：“把安国式遗存、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综合起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各自具备的特有的表征，就说明它们都是羌人文化……由此看来，把齐家、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石岭下文化，看作是羌人文明的前驱，是有道理的。”［8］
概括而言主要的观点有几种：一是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均为羌文化的不同支系；二是认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是羌文化；三是宗日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是羌文化；四是卡约文化是羌文化的源头［9］。持上述观点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文献所载“禹出西羌”，以及齐家文化及各支系文化与古羌人所居之地的重合。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齐家文化的创造者另有其人群，是由晋南夏墟北上东进的吐火罗人。如余太山先生认为：“河西及临夏的大夏即吐火罗人迁自晋南”，“晋南的大夏似可溯源于陶唐氏。”［10］176-196以上古时期中华文化在各区域内独立发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满天星斗”状态而言，跨越山河的长距离传播，主要是为了稀有资源和器物的交换，大规模人群的迁徙，恐怕不是上古文化的常态。
英国学者希安·琼斯指出：“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11］2其实中国考古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理论创新和跨学科对话，以及汲取公共考古学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夏文化与族群研究方面，诚如林沄先生所述：过去在我国考古界，有一种把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和一定族团等同的倾向。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已划定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是可以再分析的。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夏人文化遗存的二里头文化，今天已可分析出源于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因素和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二里头文化混合了多种先期文化的因素，不应单从同一起源的人群对四周人群文化成分的吸收来解释，而应该看成有不同起源的人群在同一地域中错杂居住而造成文化上的交融。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12］85-89。
齐家文化的创造者齐家人应当是生活在甘青地区的齐家人，他们创造的文化虽与中原夏文化在时代上有重合，但在空间上则是各自独立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通过黄河与渭河的通道有相互交流的迹象，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彼此之间的影响还不足以从整体上相互改变。渭河、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与晋南的夏代文化关系密切，以致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由晋南传来的夏代文化与当地的马家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世本·帝系》：“禹娶涂山氏子，谓之女娲，是生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在西北高原，而涂山氏则在南方。《世本》之所以出现这类“错位”的记载，并非错简所致，而是因为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被广泛认同，以及各种关于夏代文化的传说相混杂的结果。
三、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齐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内有“大夏河”“夏言”“大夏城”等以“夏”命名的地方和其他事物，这些称谓与先秦秦汉文献中的记载可以印证，但早期文献所载的“大夏”均不在西北，而在山西南部；但秦汉文献所载大夏，则与齐家文化所在区域相对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应当是由于夏文化发源于晋南，之后在豫西地区发展壮大，成为主流文化。商周时代基于主流文化视角，对包括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在内的其他区域文化，也一律视为夏文化。夏鼐先生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13］这为我们确定“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早期文献中的“大夏”所指，均在山西南部。《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杜预注：“大夏，今晋阳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即今太原市［14］1218。又《史记·郑世家》述子产语，裴骃《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15］1978此大夏在唐，即今晋南翼城。又《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夏虚”即“夏墟”，指夏人故地，杜预注以为“夏墟”在太原［14］1536-1539。顾炎武《日知录》驳之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16］1112杜注非是，顾说是。如此，则从最早记载来看，夏文化应起源于晋西南。 （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