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廉朴
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也是我国科技战线上卓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
193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北平《晨报》投稿并逐步当上特约通讯员。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沿途写下大量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表述；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敬意。他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该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通讯。《大公报》于1936年8月将其通讯集册出版，在中国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用生动的文字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时局状况。
因他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于1990年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并于第二年开始评奖，以表彰业界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记者。从2000年开始，每年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也与范长江有关。1937年11月8日，在党的领导下以他为首的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于上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四天时间，在临夏的所见所闻
1935年8月29日，范长江从夏河县经土门关进入临夏，至9月1日，从洮河渡口离开。4天时间里，他匆匆忙忙，记录下在临夏的所见所闻。
大夏河回藏两要地
拉卜楞为寺名，寺院规模甚大，有喇嘛近千人。其寺院建筑，远视之如洋楼，红墙金顶，光耀夺目。初至此者，直如身临十里洋场中。寺院独成一区，普通人不能居住，东约三四里为商业地带，为汉回藏经济中心。其贸易之大宗，为出口之皮毛，入口之粮食杂货。南番（即在拉卜楞南部一带之藏人）每年秋季，以大宗皮毛运至此间，交易粮食布匹而归，每年贸易总额，约二百万元，商业权十九在河州（即临夏）回人手中。
记者二十八日离开拉卜楞，顺大夏河谷地东北行，行一百四十里，出土门关始得开旷地，二十九日更行六十里至河州。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城池并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险峻。然而河州之名气，却震动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河州虽然是甘肃的地面，因为宗教和种族关系，却由青海军队布防。河州人除对甘肃负担各种捐税之外，又要负担青海的各种需求。城内汉人较多，城外几近回人。十七年国民军与回军在河州作战的痕迹，至今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范长江作为记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商业贸易的观察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拉卜楞商业发展壮大与临夏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夏河伊斯兰教民族志》记载：大约清道光初年，拉卜楞第三世嘉木样为汉藏贸易方便起见，派专人从河州请来回、汉商人各4家，让其在拉卜楞“丛拉”上居住经商，但规定不得住藏区携带家眷。回、汉商人的生意受到寺院保护。因此，各地寺院纷纷效仿，通过各种关系，从河州等地聘请饮食、屠宰、制革化、理发等服务业者和商人到寺院附近居住、经商、开客栈等。“加科”（回汉民居住区）迅速形成，“丛拉”日渐发展。光绪、宣统之际的拉卜楞，是甘肃对外贸易的中级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开始进入中国，相继在各地开办洋行，收购皮张、羊毛、肠衣、药材等，其中羊毛、皮张为大宗。在河州和拉卜楞一带，洋行最初收购羊毛、皮张是通过与藏区有商业往来关系的商号（行庄）或精通藏语的贩子进行的。后来，洋行的拉卜楞设分店，直接收购皮毛。从拉卜楞藏区收购的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合作几个地方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再通过骡马驮运到永靖的张家嘴，雇用牛皮筏子水运至兰州、包头、天津。为洋行收购、运输皮毛的大部分是河州回商。1938年时，“在拉卜楞上下塔洼共有商号百余家，约汉、回各半，然其中最有势力者为河州帮，如隆盛和，马绍翰所设者也；德源成，马步芳在青海所设义源洋之分号也；和源号，为马矿务所设者也；此外玉盛公、义盛魁、复兴隆等均属于河州帮。”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增加了瑞俊祥（经理人喇富保，经营杂贸、布匹）、同兴成（经理人王富林）等。这些商号的资本，大都在1万元到10万元之间。
随着近代皮毛、药材贸易的发展，临夏商人在熟悉皮毛贸易路线以后，他们开始摆脱洋行的控制，开始自己把皮毛贩运到包头、天津等地，成为皮毛商的核心力量。拉卜楞贸易得到超常规发展，“拉卜楞多牲畜，每年毛产额，每年在二百三十万斤以上……营此业者临夏回商占十分之八”。
“拉卜楞牧民九倍于农民，牛羊几为主要食品，故吾人沿中山街而行，惟见肉架林立，屠户占全部商民的七分之一弱，业此业务者，皆系临夏移来之回民，资本多借于寺僧。”皮商“各商号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品占十分之四，资本十万元以下者甚多，约一百三十余家，多系临夏官绅回民之资本，生意较为兴隆”，可见拉卜楞商镇的形成和繁荣应是回民经商所造就的。到20世纪20年代，拉卜楞的店铺达到180多家，成为藏边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商镇。
1928年，国民党军队赵席聘部火烧临夏已过去7年多，但战斗的痕迹依然存在，由此可见，临夏遭受的巨大灾难。同时，范长江对临夏地区遭受青海和甘肃两省苛捐杂税双重负担的现象作了揭露。
“三十日记者在河州休息了一天，三十一日又首途走兰州，打算终结这一段的旅行。”
“河州所出产的水果蔬菜，记者在成都平原上所见，亦不见得比之优良，价格也非常便宜。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
范长江从南到北，一路风尘仆仆，但对临夏的各类水果等作物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以南方的工资、临夏的价格，用对比手法表现了临夏水果蔬菜的价格低廉。实际上，河州水果出产一直较多，据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记载的河州水果有33种、蔬菜23种。
“河州到兰州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一条是北路。北路乃顺大夏河至永靖，连过两次黄河，达到兰州。东路则须过大夏河和洮河，并须越牛行（心）山、陈家山和尖山子三座大山。北路较远而平，东路较近而有山。记者闻东路住宿较便，所以走的东路。以东路来说，河兰间的距离仅二百里，因为站口关系，分为三站。第一站走四十里，宿牛行山上的锁南坝；第二站宿洮河渡口东面的墁坪；第三天就可以到兰州。”
此处，范长江先生所述有误，当时，从临夏到兰州共有3条线路：据1931年出版的《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南路。自河赴省。东南越安远坡，过和政驿，东至宁定县。又东至三甲集，东渡洮水入临洮康家崖界，北达于省。计程三百一十里，通大车。”
另据《临夏回族自治州交通志》介绍：河州至兰州的大车道，元、明、清时由于车辆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州府所在地河州城与所属县之间都有了大车道，特别是清朝后期，河州通兰州、临洮、陇西的大车道经过不断修整，都已畅通。主要大车道有：
南线大车道：由河州起程南行，过大夏河，经和政、定羌（今广河县）至三甲集，过洮河后入临洮县之康家崖，衔接通兰州道路，全程约150公里。康家崖洮河渡口置有渡船，可供车辆过渡通行。由此东南行可达临洮、陇西等地。
东大路：自河州东行下折桥，过大夏河桥后，上东大坡至锁南坝，经牛行山下山，于唐汪川过洮河，经漫坪，大、小沙沟，湖滩，达于兰州小西湖，计程100公里。明朝御史刘翀所置渡船，卢向之所修馆舍，清朝河州知州王全臣捐资设船，均在此渡口。东路沿途山大沟深，路线窄狭且陡，仅能通行畜力驮运，是州境内的主要驮运路线之一。
北路：由河州北行经北塬至莲花堡（明称寨，清称堡，民国改置永靖县城于此），由莲花船渡过黄河，由白塔寺川直下至姬家川上坡（莲花城至此处已被刘家峡水库淹没），越山至刘家峡，过黄河经红柳台而入柏岭沟，在刘家峡越大岭，沿宣家沟沟谷行，出沟后至皋兰县的柳泉村，由黄河东下至兰州市，计程130公里。这条路由河州至白塔寺川可通行大车，刘家峡至兰州为驮骑道路，河州及北乡的群众去兰州多走此路。
“河州东北行十里过大夏河，有桥，过河后，即上黄土质的牛行山，再行三十里至锁南坝。这个牛行山一直到洮河西岸为止，计长九十里，山路甚平坦，走起来不甚困难。”
“在牛行山上向四面瞭望，山峦起伏，景象万千，因而引起了记者对于所谓‘山脉’的问题。普通多认‘山’有‘脉’，山是从一定的地方发源，也和水一样，向一方向进展。这种说法，其实不大合理。第一层，我们要问，山是怎么成功的？山是否有一个地方发源，和水一样向四方流出？水势就下，山势也就下么？一般都说亚洲山脉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分为若干支，向东西南北伸出，我不懂山的‘源’是怎样‘发’法。是液体向四方流出，遇冷然后凝结成功的吗？这当然不是的。记者看牛行山及其南北的高地，见此原为一片黄土层的大平原，经若干年风雨的冲刷，被冲洗的部分，一年比一年低下而成为谷，成为溪，余剩下来的，就成所谓‘山’。我们看在各河发源的地方，地势是高的，然而地面却大致平平。越到下游，山往往越高，峰往往越奇。这却不是山长高了而是谷被水冲深了，故反映到山势峻拔，这是水冲成的山。第二种，完全由地层之突变，如地壳之断层作用，好好一片平地，忽然一面坠了下去，剩下的一面遂成了山。火山爆发，也可以成山。总之，山者不过各种形式之高地而已。山并无脉，俗说某某山脉者，其每段地质构造，地质年代往往都相差很大，自无从谓是‘一脉相连’。事实上所谓山脉，不过若干高地彼此巧遇相连，结成一线之分水岭，遂姑以之为‘脉’耳。”
范长江认为，唐汪川的牛行山与锁南镇山梁是延伸过去的。从地貌而言，东乡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东乡县城锁南坝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出六条大梁，夹着六条大沟，伞状分布，再由这些梁沟分出几十条支岭支沟，形成一幅绵延层叠、纵横交错的山峦图景。难怪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视察东乡后说：“我看见了地球的脊梁。”
“九月一日午后过洮河渡口。……”
“过江二十里宿墁坪。此地全为汉人住户，惟嗜鸦片者过半。精神萎靡，中毒已深，此种恶果，不知将遗中国前途以如何重大的创伤！负责播毒者，是否曾计算自己应负罪咎之重大。”
……
“河州境内，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开凿宽大，洮河以东，路全借山涧自然之形势，毫无修理功夫可言。二日连过陈家山与尖山子，即见黄河在北。河南北两岸，平畴沃野，绿林村落，精神为之大振。快马加鞭，兴高采烈，盖五十日之长途旅行，三千余里之跋涉，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也。”
河州作为唐蕃古道重镇、丝绸之路要冲，历史交通相对发达，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临夏有五条古道：一为古狄道、枹罕至令居（古县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道，即为陇西段丝绸南路。二为枹罕、枝阳（古县名，今甘肃永登县）道，即由枹罕至哈脑渡过黄河至罗川，再渡黄河进入陈井后出新城渡，或至八盘峡渡黄河达永登，此道在北朝时军事活动要道。三为枹罕、西平（今西宁市）道，从枹罕至临津渡过黄河至乐都达西平。隋唐后，改经凤林津渡河，称河州、鄯州道，为唐蕃主要古道。宋代称河州、青唐道。四为枹罕、浇河（古郡名，今青海省贵德县）道。一自枹罕翻越达里加措山，由循化渡河至化隆（亦为河州、廓州道），再西行渡河至贵德；一自枹罕经积石关达循化至浇河，此道在北朝和唐时中原王朝与西北割据政权之间的军事活动及使者往来十分频繁，也是唐蕃重要古道。五为枹罕、洮阳道。是通往四川、西藏古道。从康乐至临潭出石门入四川；又从临潭经青海入拉萨。这条道路，于唐代，多使用于宋、元。
另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元明时期，河州成为黄河南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驿道路线比较集中。元时在贵德州元帅府设置脱脱禾孙1员，为驿政官员，负责河州至贵德驿政。世祖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忽必烈下令“于吐蕃西界立宁河驿”（今和政县治）。过境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僧侣、使臣，常结队往返于河州、临洮、巩昌至大都（北京）驿道。呈现出“西蕃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骑累百，使舍至不能的地步”。明初设河州茶马司互市于积石关，乌斯藏贡道亦经河州。州境内由东到西设驿站6处，即三岔驿（今康乐县城）、定羌驿（今广河县城）、宁河驿（今和政县蒿支沟）、凤林驿（今临夏市西关）、银川驿（今积石山县银川乡西番庄）、长宁驿（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长宁）。驿站之间每10里或15里设铺，州境内有19个铺。驿站传递时间和限期有明文规定。河州卫到京2100公里，经63站，限期126天。清代驿道基本沿用旧干线。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积石关外山路崎岖难行，撤去银川、长宁两驿站，设河州西南韩家集、盘坡根2驿站。河州至循化驿道从积石关改走达里加措山，较旧驿道长20华里，计200华里。雍正初，河州至兰州干线驿道设铺递11处。州城有在城铺，州南有十五里铺；州南60—80里有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和政驿铺、吉庆铺；州南100—120里有街子铺、定羌驿铺；州南135—150里有康乐县的阴山弯铺、党川铺、三渡水铺。光绪三十一年，临夏设邮政代办所，邮传与驿运业务分开办理。驿站业务逐渐衰落。
由此可见，在范长江行走大西北之前，临夏道路交通相对较好，因此便有了“河州境内，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开凿宽大，洮河以东，路全借山涧自然之形势，毫无修理功夫可言。”的感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