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廉朴
马绍常(1902—1966)，原名马效融，回族，甘肃省广河县城关镇人。他少年时曾就读于兰州一中，1925年毕业于西北军的甘肃省军官教导团；1926年在西宁镇守使马麒部下任副官；1927年在武威西北军骑兵第八旅任营长；1930年到1933年之间，先后任陇南马廷贤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孙蔚如部十七师参议及甘肃省环县县长等职；1934年至1935年间，在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任参议；1936年9月，在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参加革命工作。
发起组织回教救亡联合会
1935年，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对外执行投降政策，对内加紧镇压。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不久，西安回族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在12月17日的《西京日报》上向全国回族人民发出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同时督催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希望派人来西安参加救亡活动。
紧接着来自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代表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吴鸿宾、马绍常、马德涵、马宪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其宗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张、杨二将军的义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期间专门接见了该会负责人，并对该会给予了很高评价。
东奔西走营救流落西路军
马绍常与甘肃马家军阀有一定交情，在安排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与马麟会面、营救西路军方面慨然出力。
据受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到甘肃营救被围困在河西的西路军营救团三名成员之一的马宪民回忆：“当时，吴鸿宾（回族，甘肃平凉人，系中共早期党员，建国后曾任兰州市市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以‘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的名义负责召集了西安市回族知名人士座谈会，参加的有马德涵、韩勋蒸、丁子勋、马品章、马述尧、谷梦安等。”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政治主张。会后，向全国回族人民发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同时，另致电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促其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当时只有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响应呼吁，派代表毛耀庭携电文来西安联系。”
1937年1月，马绍常来西安给马麟的亲随介绍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文彬，会面地点在一个旅社。马绍常介绍吴鸿宾和马宪民是“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的人。张文彬向吴鸿宾等询问了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展情况，他们一一作了汇报和说明。张文彬表示支持联合会的爱国主义行动，并约定经常与他们联系。
后在担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工作的马绍常等积极联络下，邀请与马麟有交往、与张掖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的马德涵与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和马宪民前往甘肃。
2月底，马德涵、张文彬和马宪民三人坐飞机到达兰州，次日即去凉州（今甘肃武威），由马德涵携礼品先去会见马步青。因他们有师生之谊，所以见面后招待甚为殷勤。当马德涵婉转说明此行目的时，马步青颇感诧异，经喻以和平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后，马步青答应可以帮助解决。
翌日晨，马德涵便引见张文彬和马宪民会见了马步青。见面后，他们向马步青谈到了西安事变的形势和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马步青听后为之动容，并且答应如数逐步释放红军。
于是，他们向马步青当面要求携两份介绍信，一份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一份由马宪民带往张掖去见张掖驻军韩启功（国民党军骑兵第五师副师长），马步青当即答应办理。
马宪民由武威乘车去张掖会见了韩启功。韩启功见是上峰介绍，对马宪民颇为客气。他告诉马宪民：“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解除武装。对指战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运青海去了。”马宪民在张掖住了一周后，又返回武威，与马德涵一起回到兰州，逗留两日后，便返回西安。
又过了三日，张文彬也回到西安，他们三人把此行情况写成材料，交张文彬向周恩来作汇报。后来，张文彬告诉他们，周恩来对这次远途跋涉表示感谢，这次西行对营救红军工作起到一定作用，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后来，吴鸿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想去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马德涵便再次把吴鸿宾保荐于马麟，希望能在西宁给吴鸿宾找个事做，马麟随即吩咐谭克敏给马步芳写信，推荐了吴鸿宾。
吴鸿宾带着马麟的信，去西宁与马绍常取得了联系，见了马步芳，进一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将士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暗中获得的情况通过信件告诉马德涵，同时由马德涵转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兰州后，吴鸿宾还向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谢觉哉作了汇报。
关于这段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会主委甘肃民盟吴鸿宾在《陇原星火》上写到：“这是四十多年前事，每当我回忆这段不寻常经历，周副主席、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以及关心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永远难以忘怀，他们高大的形象仿佛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四处奔波为统战呕心沥血
1938年2月，马绍常被组织派到武威马步青骑五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改派到骑二师马禄部队中。1939年，他从驻在陕西三原的马禄部队调到西工委工作。不久，再度奉命到马步芳骑五军做地下工作。
1940年8月，马绍常到延安，11月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2月以八路军向导兵团高级参谋身份，派驻宁夏马鸿逵部任代表，争取马鸿逵抗日。1941年春季，马绍常返回延安。几年间，先后在延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和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43年，他奉命到青海做地下工作，在临夏宁定时被捕，备受拷打致身体严重摧残；1944年脱险，奉命在邓宝珊司令部工作，后来又被派到宁夏做马鸿逵部属的统战工作；1946年，被马鸿逵扣押，至1948年返回延安。
这段经历，甘肃籍爱国民主人士，曾积极参与促进宁夏和平解放的马廷秀先生（时任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在《百年见闻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在银川街头，一天，我碰见了马绍常，马绍常是甘肃广河人，回族，原任国民党环县县长。环县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做联络工作，他的父亲与马鸿逵熟悉，可能是这个原因便被派来宁夏工作。我与马绍常早年相识，他说他是习仲勋、贺龙派来的，直接与马鸿逵联系。我问他吃住在哪里，他说在警察局吃，在一个收容壮丁的大厅住。我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家。向苏连元打问，苏说怀疑马绍常的介绍信是假的。我便到档案室查看马绍常的介绍信，那上面有习仲勋、贺龙的木刻印章，字体一样。内容直截了当，没有当时一般信件上的客套话，仅仅提出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也没有介绍马绍常的身份。而且信纸十分粗糙，因此对这封介绍信甚为怀疑。既不敢让马绍常回去，又不敢公开接待，所以没有予以重视。但我总觉得这样对待使者不大合适，就找马鸿逵说：‘共产党的代表，生活上要照顾呢。’得到马的首肯后，我又两次对警察局长刘文耀（刘慕侠之弟）传达马鸿逵的意旨，才把马绍常安排在一个商号里吃住。我又建议每月发给马绍常生活费20元，经马鸿逵批准后，由秘书处出据代领，交给马绍常。马绍常送给我两本书，一是《论联合政府》，一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看了这两本书以后，感到共产党确有伟大之处，按照共产党的办法，中国能得到彻底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马绍常随三边地委进入宁夏。1950年，曾任宁夏交际处处长、同心县县长等职；1952年，调甘肃省民委任驻会委员；1953年，组织上对马绍常1946年至1947年在宁夏被马鸿逵扣押一段历史做了“脱党”的定论。自此以后，他一直以党外人士身份被安排在甘肃省民委工作。
十年动乱时期，马绍常遭受迫害致死。1979年4月，甘肃省民委作出为马绍常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指出“马绍常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做了一定工作。”
马绍常是甘肃回族中较早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他的革命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回族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