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 米

我们总说正直又勇敢的人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做有利于人民的行动，比如祖国受他国侵略时奋起抗战，但有时“不做”比“做”更难。

昨夜翻看读书札记，其中有关于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马门教授》的几句话，它们让我回想起十几年前的一夜与友人一起初看此片时的震撼之情：当全体人员联合签名要开除马门教授时，唯有平日与马门意见常相左而时有摩擦的纳粹党员英格大夫断然拒绝签名。她说：如果我们的党是这样的党，我就退党！我要向这样的“纳粹党员”脱帽致敬。尽管英格大夫是作者沃尔夫笔下虚构的人物。

接着，我在札记中又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摘录自《天下》杂志2016第16期上龙应台的一段文字：1933年纳粹德国烧书，奥斯卡·马丽亚·格拉夫刚好在维也纳讲学，得知自己的许多书非但没有上“黑名单”被烧掉，还被列入“白名单”被纳粹政府誉为代表“纯粹德国精神”，推荐阅读。他马上写了一个公开声明，题目叫作《也烧我吧！》，其中一段说：“一个跟德国毫无关系的野蛮爱国主义的代表竟宣称我是他们的知识精英，把我的作品列入所谓‘白名单’——在世人的眼中它其实是一份‘黑名单’。我拒绝接受这个羞辱。”我又要向这样的德国人脱帽致敬。

看来我辈读者被震撼受感动的事物，也正是具有良知的作家们所追求和崇尚的精神核心。

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人，大都还记得医生托马斯吧。他为捍卫自己“选择的自由”，拒绝医生们的集体签名之后，采取了又一“异端”行为：他撰文谴责当局对政治犯的迫害。当政府用剥夺其从医和科研活动资格相威胁，勒令他“收回”文稿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名医生”的地位，选择了做一个窗口清洁工来苦度后半生。事实上，政府要他“收回”文稿，不过是私下悄悄写一张纸条“走过场”而已；但是他半点也不妥协。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