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勇

《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一则直躬救父的故事：楚人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自己跑到荆王那里举报了父亲，荆王就派人捉拿他的父亲并打算处以死罪。这时候，直躬反过来又请求替父受刑，荆王允许了。在刑场上，他慷慨陈词：“我父亲偷了别人的羊，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这难道不是忠信吗？父亲要被处死，我代他受刑，这难道不是孝道吗？像我这样既有忠信又有孝道的人都要被处死，我们国家还有谁不该被处死呢？”荆王听到这一番话，于是又赦免了他的罪。

直躬这一通操作，既免了父亲的死罪，又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问题来了，难道他的父亲偷羊真的不该受到处罚吗？

这得先了解古人评判问题的标准。在君主至上的时代，尽忠和尽孝，都是至高的道德标准。直躬大义灭亲，是尽忠的表现，自然会受到荆王的肯定。他后来替父受刑也是尽孝，让人感动还来不及呢，荆王没理由不允许啊。按照道德标准，这样既有忠信又有孝道的人当然不该处死，所以荆王会赦免他的罪。但是，先要诛杀后又赦免，荆王出尔反尔，真的滑稽可笑。原因何在呢？

其实，荆王执行了双重标准。明明按照法律标准，要判处直躬的父亲死罪的。可是，荆王偏偏按照道德标准，让直躬替父受刑又赦免了他的罪。荆王集最高权力于一身，具有最终裁量权，他自然也就有了选择什么标准的权利。

所以，直躬救父的问题实际上彰显的是道德和法律上的冲突。如今，从现代法律角度来看，直躬的父亲才是偷羊案件中的当事人，法律上称被告人。直躬应该跟本案无关，充其量只能做做他父亲的辩护人，他是无罪的，更不能替父受刑。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等的。当事人确定了，他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都落实了下来。可是道德是泛泛的，没有确定的当事人，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直躬救父，其实只是变换了一下当事人，玩了一个“调包记”。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