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市的存在，是因为人们必须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成果拿出来在这里展示，让别人看到你的丰收，看到你并未曾欺骗过每一个日出月落，证明你未曾在大地的任何角落轻易地放弃过自己。例如那些立着的用毛竹扎成的扫帚，码起来的用柳条编织的簸箕，以及用麻绳儿扎着两只脚仰天长卧的公鸡，甚至用短缰绳从树杈里半吊起来的牦牛，每一个物什，都是岁月和人们轮番接力千锤百炼的作品。

对于的北方而言，集市更像是岁月的孩子，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长相。例如春季的集市摆满了种子、化肥、农药、铁锹、锄头，整个空气里点缀的都是农药和沙尘的味道；夏季才会有菜贩子、瓜贩子，他们开着三轮拖拉机来到集市，抢占“市口”的位置，还要兼顾是不是有个树荫凉；秋季的时候，当归、党参、杏子核、麻绳、麻袋、筛子等冲进集市，占据最好的位置，也有隔壁甘南的藏羊成群结队地到来，挤满集市的某一处路口；冬季则集中了棉花、棉布、棉帽、棉鞋、袜子、手套，干果不过是大枣枸杞桂圆，水果除了冬果梨、橘子，还有黑乌乌的啤特果，这个季节所有的摊贩们优先抢占太阳照着的墙根。

二

少年时，我们最早认识的除村子以外的人，大都是集市上的买卖人。他们有来自县内，也有来自外县，大都是小本生意，极少数是做大宗买卖的。例如收玉米、收蚕豆、收牲畜的，这些人在村子里总是悄无声息，生怕你知道了他用六毛五收了别家的玉米，到你家酸起脸来，说行情跌到了窖里，意思是六毛到顶，一分都涨不了。

唯有卖“菜水”的人盼不得敲锣打鼓且明码标价，人人一个价、村村一个价。那时候我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老家的菜贩子卖蔬菜，都说是贩“菜水”。行内人说是卖菜的人都会拎着水壶往上喷水，一方面为了保鲜有个好卖相，另一方面洒了水不仅不折称，有时候还能多出斤头，卖菜其实是卖水。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菜水”，应该是“蔬菜水果”的缩写，做生意肯定需要简称嘛，长大后在外地集市就看见过“某某蔬果”的招牌，但故乡的人偏不叫“蔬果”，取中间俩字，就叫“菜水”。这种解释单纯好听，图个诗意罢了。

2000年前后，那片儿蔬菜生意最好的贩子名叫禄宝，黑胖黑胖的，叫卖起来声音洪亮：“辣子、西红柿，菜瓜、尕甘蓝，一块喽。”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个菜一块，或者一块能买一斤还是一堆，反正他总会促销，打堆销售是我们最爱的模式，例如他拿出三个西红柿、五个辣椒，再配一个甘蓝，一块钱绝对划算。

自从认识禄宝起，就因为他是卖菜的，我都喊他“菜宝”。“菜宝”用一辆三轮车拉菜，先在马家集摆摊，摆到集市散了，才会挨个村叫卖。马家集在鲁家的南边，是牛津河上游最大的集市。集市散去，他往回赶就会路过鲁家，母亲吩咐我看见卖菜的就来喊她。以至于我看见任何卖菜的，都回去喊：阿妈，“菜宝”来了。

我们到了集市，也去找禄宝买菜，因为他的菜最为新鲜，生意也最好，招呼起来不拖泥带水，顺手塞给你两根葱，看见我们盯着他车厢里的水萝卜，他定也扭一颗递来。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在马家集等车，也看见过他忙忙碌碌的样子，三轮车换成了福田汽车，卖菜时车厢撑起一个红色的大伞，在街道上比较醒目。只是“菜宝”比那些年更胖了，声音有了岁月的沙哑味，后来就很少看见他在集市卖菜了。再后来和父亲路过集镇，我问菜宝是不是退休不卖菜了或者是开了个自己固定的菜铺，父亲说他已经去世了。

我因为叫错他的名字有所遗憾，他是我少年时代的某种偶像。最初的时候，只是因为赶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情，而禄宝却可以，他每天都会前往不同的集市，什么三六九马家集、一四七罗家集、二五八三十里铺集……对于乡下的很多人而言，集市就是一个方向，当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时候，他很明确每一天将会前往何处、办理何事，这是我少年时认为人最该有的样子。因为集市我才会准确地在心田里卯出一个坐标，夜以继日地长大不过是为了抵达那个坐标，它是比远方更为清晰且精确的一个梦想。

三

集市就是我们对那些成篇累牍的岁月敝帚自珍的价值所在，也是匆匆忙忙、瞬息变老的人们聊以慰藉的意义所在，有了价值和意义，集市就会屹立不倒。后来我读书工作，就远离了家乡，也曾仔细观察过川西木里的集市、广东中山的集市、厦门集美的集市、海南东方的集市，所有的集市似乎都是一样的，叫卖着大地光明的模样和时间颁给我们的勋章。

但集市终究是大地风貌和人文历史的收藏馆、展览所，北方集市空气的味道、发出的噪音、留下的脚印、挂起的招牌，都是我熟悉的。北方的集市，于我有一种佐证的能力，证明我在味道、声音、色泽、人群之外，可能还在乎过一个坐标、一个方向，一个能让我在广袤世界里免费存放记忆的“主机”，我何时去，都能读出那些只有我能读取的信息，那是一种说不上的仪式感：你要洗净头发，最好梳一个三七的偏分，脸要洗得白净，最好脸上抹点母亲的雪花膏，衣服可以旧但一定要干净，鞋子一定不能带着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