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26日6版)能了解到南京政府的一些情况，并对进一步营救西路军会有帮助。由于德涵与马麟熟识，吴鸿宾把这一想法向德涵讲了，德涵先生便利用拜访的机会把吴鸿宾介绍给了马麟。马麟虽为青海省主席，但并未掌握实权，且为人比较开明，周恩来考虑到会对营救西路军有帮助，便决定与马麟相见。但马麟作为青海省主席，去七贤庄拜访周恩来不现实，周恩来到马麟的住处去见马麟也不好，对马麟的处境不利。最后决定以马德涵和吴鸿宾的名义在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宴请马麟，让马麟和周恩来在宴席上相见，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马德涵和吴鸿宾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梓口著名的清真餐馆天锡楼包了一桌宴席，叫到西羊市街49号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当时马德涵住的是他的一位挚友、回族爱国民主人士、曾在甘肃等地做过县长的马子健的房子（马子健当时不在家，一说周恩来原是想以马子健的名义宴请马麟的）。这一天，周恩来、张文彬先马麟而来，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你介绍一位朋友。”他指了指刚刚步入室内的周恩来：“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一听吃了一惊，神情有些不安，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直趋前来的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周恩来显得自然而随便，与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觐回来，辛苦了！”宾主寒喧后，大家边吃边谈，马麟向周恩来提了一些关于抗日的问题，周恩来很扼要地把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向马麟作了说明。马麟对周恩来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话，马麟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最后，周恩来希望他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青对被俘红军的屠杀政策，优待并送还青海的红四军人员。马麟表示尽力而为，“已允回甘青查洪（红）军多多送回延安”。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由于事先和房东作了安排，厅院安静，绝少干扰。 

    散席后，周恩来与马麟握手道别。由于这次相见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事后，吴鸿宾听取马麟的反映，马麟伸出大拇指，说：“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钦佩的。” 

    当时马麟到西安后，还在小皮院清真寺举行过欢迎会。马麟给杨虎城送了藏红花等礼物，杨虎城宴请了一回马麟。周恩来也曾通过马德涵希望能参加欢迎会，但“马麟再三不敢劳周代表的驾”，只好作罢。后来，吴鸿宾奉周恩来的指示想去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马德涵便再次把吴鸿宾保荐于马麟，希望能在西宁给吴找个事做，马麟随即当面吩咐谭克敏给马步芳写信，推荐了吴鸿宾。吴带着马麟的信，去西宁与马绍常取得了联系，见了马步芳，进一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暗中获得的情况通过信件告诉德涵，同时由德涵转交西安八办。回到兰州后，吴还向当时兰州八办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作了汇报。 

    在德涵极力营救西路军的过程中，我党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尽力营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原来的2.18万西路军指战员，除近半数在河西战役中壮烈牺牲，1千余名流落甘、青、宁三省区外，剩余的绝大多数被俘红军约有8000余名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其中有秦基伟等同志。

    投身解放事业总理赠送助听器

    为了感谢马德涵先生对革命所作的贡献，1938年夏，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特地送给德涵先生一副德国制造的助听器（德涵先生由于耳聋，周恩来同他谈话有时要借助于书写）。德涵先生爱不释手，一直用到去世，1971年被政府收藏，曾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也曾委托周恩来给马德涵赠送了一条毛毯，一块粗毛呢，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表示谢意。马德涵也委托周恩来给毛泽东、朱德赠送了自己的书画。解放后，党和政府送给德涵先生一块面积为6分地的一小院房子供他使用。周恩来总理对马德涵先生的生活、健康更是十分关心，陕西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周恩来有机会就托他们代问德涵好。因德涵先生生活有些困难，周总理还让政府给他寄过钱。 

    马德涵先生从河西返回西安后，一直同党保持联系，“按月去到办事处与周子健处长谈时事”，并从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延安的报刊、宣传品，把党的信息传递到回族群众中去，与先后两任八办的处长伍云甫、周子健都很熟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马德涵与在西安从事救亡工作的共产党人张含辉、李连壁、王维祺等人交往密切，并在回族青年中做工作，介绍马廉敬、米春发、安德真、马德宏、乌光昭等人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往云阳抗日干部训练班受训。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空军滥炸西安的事接连发生，马德涵又积极协助马图轩、马生金、马士年、马存祥等人组建西安回民救护团，以清真寺为单位各设分团，救济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难民。陕西回民救国协会成立时，马德涵被选为理事，并在其他回族民间进步组织中担任委员。据西安八办的工作报告中记载，仅此1938年上半年，马德涵先生还先后介绍过6名回、汉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该报告还将马德涵先生列入左倾文化人名单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马德涵先生意志坚定，几次写信问候周恩来，而且还推荐了自己的大儿子马葵、二儿子马毅、三儿子马铎、四儿子马灿“愿效力于共产”。抗战时，1938年7月，德涵还和杨静仁、鲜维俊二人一起去汉口。当时德涵之子马毅也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赶到汉口，一同见了周恩来，交谈了两次，并合影留念。周恩来还给了德涵一笔钱，并写名片把马毅介绍给当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同志，马毅就在其下属六处三科做绘画练习生，为抗日宣传服务。不久，德涵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他同孩子们快回西安，武汉告急。第二天，德涵携其大儿、二儿返回了西安。 

    抗日战争中，除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外，德涵先生还经常与著名人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敷仁同志来往，常为李敷仁办的《老百姓》报撰稿。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德涵与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秦风日报》主笔、著名社会学家关梦觉，著名文艺理论家、教授郑伯奇等人交往密切，为推动陕西民主运动的发展尽了努力。1945年9月，国民党特务砸毁了进步报刊《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联合版的报社，德涵和马子健不顾特务迫害，前往报社慰问，谴责国民党特务分子暴行。事后，该报曾刊登启事，表示感谢。 

    1946年，原西安一中毕业生王维祺（曾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在西安做地下工作，在发展民盟组织时，曾向杜斌丞介绍马德涵、马子健二先生参加民盟。那时的杜斌丞先生作为民盟负责人，与周恩来有过密切的往来，反动派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祝绍周窃居西安时，经常派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在杜先生的周围监视，杜先生无形中就失去了自由。然而德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以卖画为名，到王家巷看望杜先生，令杜先生万分感激。有一次德涵先生刚从杜先生家出来，就又被特务挡住了，特务盘问道：“你上次来是卖画，这次来又为啥？”“上次来杜先生说不要一般的山水，要一张雪景，你看。”说着，随手从袖筒里拿出一张雪景图来……过了不久，杜先生就被特务杀害了。 

    由于德涵先生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关系密切，又与许多进步人士常有往来，所以日益受到特务的监视。为了摆脱特务的陷害，最后德涵先生竟携家眷隐居在城南八里村，隔几天又迁到别的村子。特务打探他的下落，邻居们说去兰州了。就这样，德涵先生硬是在城外住了好长时间，饿了，没有钱，便把所带衣物卖掉……在西安解放前夕，马德涵先生四处奔走，宣传回民群众不要听信谎言，积极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5月20日天刚亮，他便打着小旗，“呼回民大众烧水欢迎”，在北门外迎来了解放军，号召“回汉同胞都团结起来参加欢迎大会”，并在庆祝西安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会上发言，坚决拥护“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北，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表达了回族人民的心声。 

    1949年6月初，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与马继援部率军反攻，此时正值扶眉战役前夕，古城西安和咸阳等地国民党分子乘机谣传说解放军要将西安回民斩尽杀绝，马家军要为回民报仇，回民要里应外合等等，使城内的回汉群众都人心惶惶。为了粉碎谣言，也为了使我军能顺利地开赴西北战场，马德涵、马屏甫分别在清真寺召开回民大会，宣传党的英明和民族宗教政策，揭露了谣言本质。马德涵、马屏甫、金启祥、马师端等回族知名人士50余人还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召集的西安市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联合写了《西安穆斯林告马军官兵书》，共印数万份，由我第一野战军在扶眉前线广为散发，西安广播电台向甘、宁、青等地广播，并刊登在1949年6月27日的《群众日报》（即《陕西日报》前身，创办于延安）第一版上，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据说马德涵、马屏甫、金启祥还联名写信给马鸿逵，并在咸阳张贴安民告示，劝说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德涵还单独会见过马鸿宾，劝他弃暗投明。此外，《群众日报》上还刊登有马德涵先生拥护新政协，望速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发言，题为《马德涵先生代表回族希望速建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回民团结起来，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德涵先生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对回族教育事业十分热心，除了早年在四川、甘肃等地兴办过回民教育之外，回到西安后还多次开办过回民女子小学、清真寺夜校等民间学堂，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当时的学生在回忆德涵办学的情况时说：“开学那天，马德涵在清真寺的殿沿前讲话道：‘无轨电车要跑，柏油马路要修，咱们回民没有文化不行。’” 

    德涵热心教门，多次担任清真寺社头，为解除回族之间的教派之争也出了不少力，多次给清真寺书写匾额。清真寺内现有“精诚团结，开诚布公”的匾额，就是纪念民国23年（1935年）合坊所写。当时新老教为经典中的事经常发生殴打事件，反动军阀也企图利用这一矛盾，后来由德涵和马青山、金启祥三人出面多次调解，使双方群众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加强了民族团结，这匾额便是民族团结的开端。

    爱国民主人士鞠躬尽瘁留英名

    在当地回族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两件事。抗战时期，有一次，特务把周恩来紧紧盯到了北院门，周恩来便乘机钻进了西羊市街，躲到了马德涵的住处。因德涵当时住的是曾当过县长的马子健（也是一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房子，特务不敢轻意搜查，只好在外边等，马德涵便让周恩来换了衣服从后边走了出去。据说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德涵先生还曾在西安西北城角玉祥门内的广仁寺（属喇嘛寺）与周恩来同志会过面。此类史实皆出自口碑史料，似乎是野史，但事出有因。笔者在小时候因与德涵家是邻居。虽不可信，但可以想见德涵与周恩来关系的密切。 

    作为一个普通的回族公民，一个自觉的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先生曾经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尊重和厚爱。解放后，德涵先生历任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民盟委员、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市民委副主任，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委员等职，他的国画作品曾参加1953年的全国美展，还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的展出。 

    周恩来总理对马德涵先生的生活一直十分关心，几次路经西安都邀见了德涵先生。1954年7月，周恩来从日内瓦回国时，曾在西安人民大厦亲切接见了德涵先生，并将他营救西路军的事迹向当时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等人作了介绍，说：“赵省长，马老有什么困难，请给予解决。”临上飞机前，总理紧握德涵先生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就告诉赵寿山，他能给我把话捎到。”1957年，周总理陪同阿富汗国王马亨德拉参观西安时，让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赵伯平、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方仲如专车将马德涵接往他下榻的西安人民大厦亲切会见。临走时，周总理又亲自由六楼送至一楼。这情景在西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被传为佳话。此外，凡是陕西的回族同志去北京开会，周总理总是让代问德涵好。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马平甫说过：“总理对马老印象太好了！太深刻了！我去北京开人代会，周总理知道我是西安回族代表时，没有放开握着的手就问：‘马德涵先生还健在吗？’我回答：‘托总理的福，他还健在。’总理微笑着说：‘好！好！马代表回去代我问候。’”当时西安市民委的羊军同志去北京开会时，周总理也让他代问德涵好。据德涵先生的小儿子马毅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理还将德涵接到北京，安排吃、住，回西安时还赠送了钱和其他的东西。 

    1958年3月，马德涵先生病重住院，省、市有关领导多次到医院探望。5月20日他病故后，省、市领导还参加了吊唁活动，并送葬到墓地。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挽幛上写着“帮助革命精神虽死犹生”、陕西省民委的挽幛是“民族大家庭失去一份力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挽幛写的是“共事方长胡遽逝世”。当时的省长赵寿山等省、市主要领导也以个人名义向德涵先生送了挽幛。 

    德涵先生以91岁的高龄与世长辞。1978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在给陕西省委统战部的指示中说：“马德涵先生1937年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委托，同马步青（马德涵先生给他教过书）谈判，释放了我西路军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也一直同党保持联系，做了一定的工作。” 

    马德涵先生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不同社会。早在清末，他就在四川成都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任保路同志会交际部部长，后任参军。民国成立后，他前往甘肃等地任职，热心教书、作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先生挺身而出，组织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活动。西安事变后，先生以70岁的高龄，肩负周恩来同志的重托，为营救西路军远走河西走廊，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一直与我党保持联系，与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关系密切，在西安回族群众中进行了不少宣传工作，并推荐了不少回汉进步青年去学习革命理论。为了摆脱特务的陷害，先生还曾隐居乡村。西安解放时，德涵尽管已年过八十，但仍满怀信心地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城，后来又在西安回族地区做了许多民族工作，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可见，德涵先生的一生是鞠躬尽瘁、致力于爱国民主活动的一生。　　（李健彪）（完）